□记者李怡涵王梓霖2月27日，中国纪录片年会(2013年度)暨第十九届中国电视纪录片颁奖活动举行。我校艺术学部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生扎西·鲁茸江参、张瑜琦、杨小玢、史哲宇创作的纪录片《藏地学堂》荣获“短片十优作品”奖。成为该年度中国电视纪录片获奖作品中唯一一部由大学生创作的纪录片。藏地，“藏”学堂“那里美得就像一幅画。满眼的青山、田园、藏房，仿若在画里。人们像是被眷顾的宠儿，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撒欢奔跑，享受着清新至极的空气。说着藏语的小孩子们，见到你就会扑上来，特别纯真”。接受采访时张瑜琦同学感叹道。然而山路崎岖，交通闭塞，在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藏地深处，“藏”着多少爱，多少故事……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有一个主授藏文的公益性质学校，它的创始人阿牛校长，本是一个卡车运输司机，不懂藏文也不识汉字，1997年的时候把自己唯一的积蓄———卡车卖了，开始筹钱建这所完全不收费的学校。学校建成后有很多的志愿者自愿过去当支教老师，没有工资，而且至少要呆一年。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学到数学、英语、语文等，也有教授民族技艺和传统文化的课程如唐卡、泥塑等。
　　学堂“藏”在云南高原闭塞的山区，但却跨越时空的距离，温暖着每个人的心灵。《藏地学堂》的四位主创人员跋山涉水，用影像的形式为我们记录了来自这里的故事。
　　藏地，“藏”美丽学堂是爱心的，公益的。它所有的资金都是依靠外地或者内地一些热心人士的捐助，不收学生一分钱，免费为孩子们提供吃、住。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学堂的存在，有些明星还会做些一对一的资助服务。张瑜琦对他们的状况进行了进一步介绍，“我们听上去可能会觉得这么多人来帮助他们，状况应该会还不错，可是深入了解才会发现他们在吃饭的方面还是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条件那么好。”另外，她提到一位叫小西的支教老师，据他所讲，德钦学校的孩子们之前是拿白米饭拌盐吃，他知道后觉得很不可思议，就发动他身边的朋友每月资助两千多元钱，后来孩子们的中饭才得以吃上了菜，慢慢好起来。但可能是因为德钦的路不好走，物价较高，吃的方面还是有一定欠缺。
　　虽然学堂很小很窄，但是他们知道，世界很大，路在脚下，传承发扬民族文化，努力学习知识技能，会把家园建设得更美。
　　虽然学堂很远很闭塞，但是他们相信，有那么多热心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在默默支持着、奉献着，这里一定会更好。
　　如果说学堂的存在是爱心的传承，是藏文化的传承，那么校长阿牛必定是举起传承旗帜的那一位。谈起创立学校的初衷，主创和我们分享了阿牛校长的一个故事。
　　阿牛校长当时开车去昆明，因为不识字也不认识路标，那些禁行的路他也开着车走完了，后来被交警拦下来，他也听不懂别人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会说“谢谢”，回到德钦后当地人给他起的外号就叫“谢谢”。他去藏区因为路标是汉语和藏文标识，他也看不懂，就觉得自己面临困难，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
　　如果自己学的话只能改变自己一个人，而一所学校，却可以改变许许多多的孩子。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提起校长身上特别独特的精神，可能是有他们的藏传佛教的信仰的缘故，他们对于事情的认识不是从个人利益的狭隘的角度进行的，而是胸怀一种博爱的精神。他舍弃自己的所有包括家庭，不顾一切地去为这些孩子们奉献，他是淳朴、博爱的，按他们藏传佛教来说就是充满慈悲心的还有智慧的。
　　总之，阿牛，是位美丽的校长。
　　那里的藏族小孩，贫困绝不是他们的代名词。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眼里折射出的是大城市孩子没有的东西，像橱窗里的水晶，让人远远看着，不舍得触碰。与外界没有过多的接触，因而他们对很多东西都充满了善意的好奇。在他们拍摄纪录片的间隙，很多小孩儿就会过来看哥哥姐姐摆弄单反、I－pad。支教老师带过去电脑时，那些小孩儿就会缠着老师看电影什么的。
　　孩子们给杨小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孩子们对人很友善，没有什么戒备心。他们的家庭比较特殊，很多是被父母遗弃的或者是身体上有缺陷，被阿牛校长收容进来的，当然也有一些生活条件还可以的，但他们总体上有一种缺乏关爱的感觉。当一些陌生人去的时候，只要这个陌生人对他们有一点点善意，他们就会特别天真地一直围着你，很惹人疼爱。”
　　孩子们好奇电脑、相机里的秘密，可是他们不能拥有。他们稚嫩的小手想去触碰键盘，但现实只能是玩破旧的可乐瓶盖。他们也想被神奇偌大的世界所影响，但大山阻挡了去路。但他们美丽的眼睛在诉说着，关爱是力量，好奇是力量，感恩是力量，他们一定会有机会去看看更美丽的世界。
　　藏地，“藏”精彩《藏地学堂》共走访了三个拍摄地：德钦、香格里拉和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片子拍摄近一个月，四个人完全自费，独立拍摄。
　　拍摄过程有欢乐、有困难，但想起来都是美好的回忆。扎西回忆说：“我是当地人，所以我对海拔什么也没什么感觉。和我们一起的史哲宇第一天去的时候有轻微的高原反应。”他们的住宿条件并不是特别好，会住在学校或者阿牛校长家里，跟学生一起在食堂吃饭。他提到，到德钦山路难行，而且那边的人大多说藏语，另外三个人跟不会说汉语的人沟通会有困难，但是好在那边学校开设了语文课，很多学生能听懂普通话，后来交流起来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谈到后期创作及特色时，他们说之前也有人拍过这个学校，但是一般和校长、藏族老师用汉语交流，而《藏地学堂》与此不同。因为扎西本身是藏族人，他当场就直接用了藏文进行交流，获得的信息更加丰富，也更能还原校长和孩子们更自然的状态。
　　杨小玢认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几个人虽然之前都有参与过纪录片的拍摄，但这次是四个人第一次独立地去完成一部作品，所以在构思过程里以及后面的一些解说词反复修改过多次，剪辑也是这样，组织架构上一开始有几种方案，后来就一步一步在协调中解决。”她对这个作品还是比较满意的。
　　得奖之后扎西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首先就是激动，其次就是感恩，感谢所有帮助过他的老师和同学，他说这个奖对他更多是一种鼓励。“在制作片子过程中到成片出来我们改了N次，其实很多时候只有坚持下来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杨小玢是一个热爱纪录片的人，能够有这么一次机会去体验、去尝试对她本身来说就是很大的收获。而且对藏族文化很感兴趣的她在这次经历中认识了许多藏族朋友也是人生中的一份收获。张瑜琦讲到：“外面还有很多这样的热心人没有在局限自己的世界，关心别人的生活和命运。了解了他们的人生，我的人生也多了一份启迪，一份财富。”
　　辛苦的拍摄背后，留下的是抹不掉的回忆，以及挥之不去的沉甸甸的收获。
　　《藏地学堂》收获的不只是一个奖杯、一个荣誉。作为现实题材的纪录片，它的意义在于记录当下真正存在的一些东西，让周围的人们知道有这样一些事，更重要的是让后人看，就像一个历史的笔记本，当时发生的事情能够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讲出真实的生活。“它相对来说更‘接地气’，更易被接受，”扎西说道。史哲宇对此也深有感触，“我觉得像央视这种大的传媒机构有能力有实力制作大型的具有宏观性的纪录片并不意味着个人就不能进行纪录片拍摄了。现在很多纪录片的播出平台十分多样化，有很好的发展空间，贴近生活的微观视点是普通人更能够去把握和展示的，也有很多这样的片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成为引领舆论的作品，应该说现实题材的片子不仅不过时而且生逢其时。”
　　扎西表示他有接着拍这种现实题材记录片的想法，以影像的手段记录一些东西，对自己对别人都会有意义。张瑜琦也说如果有机会她一定还会拍下去，这不单是兴趣的支撑，更是因为它的存在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这价值也许就在当下，也许盛放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