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代表作品有《长恨歌》、《小鲍庄》、《流逝》、《富萍》等。


　　3月11日，由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文学院主办的“文学的春意———国际文学讲坛之王安忆专场”举行。此活动为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春季系列活动之一。著名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以 “小说的生活”为主题，与北师大师生进行了精彩对谈。
　　当代的作家是幸运的。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已有了一个持续的写作群体。此外，我们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凭借饱满的激情创造了九十年代文坛的高潮，但如今他们大多却都不再写作了。这不是简单的才华不够，或者江郎才尽。他们没有将写作延续下去，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代文坛所面临的一个“职业写作”的新课题：“怎么看待文学？”“怎么看待写作？”面对如此设问，当代作家却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正在做准备。
　　五六十年代的人写作的冲动大都来自生活的养育，对生活有饱满的热情，而这些热血的情感则是对文字感悟力的集中表达。因此，在不断经受生活的锻炼之后，我选择了写作。来自生活的感情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当你对生活的感情宣泄完了，却还能凭借写作继续表达出来一些更深的思想，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存在的看法，而这些表达要求一个作家具备更好的认识，更理性的准备。因此，我只能加倍勤奋地去为我的下一步写作准备。
　　个人生活的简单会导致写作资料的单薄，所以我一直在寻找可以表达出我的心理经验与情感的故事。作家最伤脑筋的事情莫过于生活在一个材料匮乏，总是“断粮”的世界。所以，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勤奋，只能勤奋，只能认真，多劳动，多想些事情。
　　写作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行为：它是作家天分的表达，并需要写作技巧的参与。当然，单纯用技巧写作的作家一定不是第一流的作家。读书多了，在写作的生活中泡得久了，也就变成作品鉴赏的明眼人了，他们可以从容地看出作品中哪些东西是经过写作训练的。
　　学习过写作技巧的作家，读者往往能够从其作品的情节找到这些 “技巧”的痕迹。经过小说训练的作家可以更有效率地推动情节的发展。像中国所缺乏的类型小说，它有一定的规矩、一定的长度，就像电视剧，情节随着意外事情的发生而开端，接着开始延宕，作者会在这个过程中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类型小说写作都源于一种写作的潜在规则，而这种规则正是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欧洲的写作班所开设的“创意写作课程”的教育内容，但在中国则很少被运用。欧洲人的逻辑思维很科学，不断地创造事情发生的条件，但中国人则过多地看重情感与觉悟。
　　中国作家是真正对文学有热情和才华的人，不像西方的“作家”成了一个普遍存在的人群。中国作家其实很有才华，且一点不输给西方。当大家的阅读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现中国的小说尤其是当代的小说，并没有在走下坡路。
　　当然，中国作家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是好小说得以产生的优异条件。然而，有了饱满的情感，有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具备了写作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够写好小说，因为小说还有技术层面的要求。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技巧缺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材料消耗得非常大，用材料很不节约，不像西方的小说，利用一点东西，就可以越滚越大，成就一篇缜密的文字。情感充盈之余的技巧缺失，也是中国当代许多写作不能持久的原因之一。
　　当作家逐步成为一个职业小说写作者时，我们或许会重新定位小说的概念：小说是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一定有它的特质，我们所讲的故事的特质其实就是一个个的“空想”。
　　小说是很不真实的东西，它是空想，但小说写作者又必须根据现实生活的逻辑去编织这个空想，不能脱离这个逻辑。小说又是一个世俗的东西，它的存在与你我他的生活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家要把一些来源于生活但又超出生活的不真实的东西写得非常真实。
　　小说是我们现实生活的表象，是一种变相的对生活的表达。但随之而来引出的问题则是，我们怎么在表象底下把我们对生活的空想非常有力地支撑起来，让它变得不像空想。就像一个会说谎的人，一定是一个特别会编织谎言的人。而作家同样很会编织“谎言”，并在编织过程中，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完全是由作家自己主宰的，作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去构造，去创作，对现实生活进行变形。
　　总之，无论是对现实世界的颠覆，还是对其逻辑经验的刻板吸纳，小说家都可以说是擅长编织“谎言”的人，但是这个“谎言”要编得真实。对于小说家而言，“编谎话”并非欺骗，小说也不仅仅需要反映现实，小说一方面非常现实，另一方面，还要挣脱现实，创造一个生活当中不存在的世界。（整理/刘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