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月28日下午，由山东师范大学、人民出版社、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主办的著名文艺理论家、知名学者李衍柱教授《林涛海韵丛话》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
　　与会学者高度肯定了《林涛海韵丛话》的学术价值，并高度评价了李衍柱教授执著的学术追求、深厚的理论素养、丰富的学术成果及强烈的学术创新意识。以下是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本报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
　　李衍柱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家，半个多世纪以来辛勤耕耘，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科研方面硕果累累。《林涛海韵丛话》正是他一生学术成就的结晶。
　　阅读《林涛海韵丛话》，你会感觉到书中跳动着一颗不停歇地汲取知识、追求真理的心和渴望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美学建设有所贡献而怀有一种纯真的使命感。他以良好的学养，自觉的理论高度，注视着、把握着我国当前文学创作、文艺理论批评和美学中新的态势及新译著，并且将其融合起来，创化而为自己的观点与理论叙述，理论批评视野开阔，中西贯通，表现了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批评研究几经曲折，但理论创新是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不过创新也有多种多样的途径，虽然各有所长，争论也多。他紧密依靠各种经典文论的传统，反思以往认识中的谬误，拓展人文科学的多种知识，不断融合获取的新知，结合当今文学、理论批评、美学现实发展的需要，给以深刻的理论阐述而有所出新，这是一条守正创新的理论发展的正道。
　　文学典型论、文学理想论基本是些传统论题，一般不易深入而使论述缺少新意。他对于这些问题有着几十年的思考与积累，积学深厚，并且深知文学研究的课题不在于追新逐后，而在于在求知中有无真知灼见，能否探知其各种规律性现象。一旦具备这些条件加上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能探及这些文学现象的方方面面，就能达到某个文学现象本质的某些方面而有所创新，从而使得这些论题的探讨向前走出了一步，成为一种独创的文化积累。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理论争议颇多，解构主义倾向盛行。有人说解构主义也有建构，但这种建构仍然是解构主义的建构，即在解构经典、传统的基础上，对大众文化、社会表层文化现象进行描述性的理论建构，论题新颖，但层次尚属浮浅，而且这一倾向几乎成为主流，于是出现了重读经典的说法。但是重读经典在不同的人那里又是不一样的，一些人重读经典，不过是个口号，实际上他们的重读经典仅仅是新一轮的为我所用，却是离开了经典文本的整体思想阐释。而另一些学者则是重读、细读经典文本，在对它们的重新理解中，有了新的体验与发现，有了思想的重构。他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欧洲文化巨人的作品重读细读，致广大而尽精微，从中获得新的启示，对欧洲哲人、美学家的论述，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新意迭出而具有原创性，以致改变并纠正了一些广为人知的哲学、美学中似乎已有的定论与误解，这是守正创新的进一步的深入了。
　　但是，守正创新中的守正是一成不变的吗？不是。守正主要是说要尊重传统，尊重人类已有的、有益于人类生存的文化创造，把传统作为创新的出发点。传统中的一部分原生态的东西需要如实保存，但是有着再生的生命力的、活着的、属于未来的部分，在参与新的文化的创造中则要被注入新的内容，需要不断更新，进而促进新的传统的形成。《时代变革与范式转换》探讨了社会大变动时期文学研究范式转变的必然性，文学研究中的多种关系，信息时代的文艺学问题，现代性问题和对研究方法的多重概括，等等。这表明作者进入了当代学术的前沿，显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自觉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以及学理深刻和理论追求的进取精神，凸显了一个学养丰满、在理论批评中开合自如的学术个性。他提出的文艺理论批评研究要遵循“主导多样，综合创新”的原则，赋予了守正创新以理论实践的指导意义，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在长期写作中形成的感悟，而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
　　李衍柱教授为我们奉献出了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范畴史的学术专著，清晰地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在典型领域的创见，同时还梳理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引进和探索典型理论的渐进轨迹。收集在《林涛海韵丛话》第一卷的《文学典型论》，正是这一成就的突出代表。
　　他崇拜真理及学术自由，这正是他的思想之所以一贯地雅正而又通达的精神源泉。这种崇拜真理而又崇尚学术自由的独特主张，没有满足于述而不作地复述马列经典，而是站在这一高度及时提出当代中国文艺界急需应对的一个问题：当代文艺需要理想吗？从第二卷《文学理想与文学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的应对方略：理想是人生的希望之光、智慧之光、艺术之光，故当代文艺必须扬起理想的风帆，从经典的高度欣赏当代生活的最前沿风景。
　　李衍柱教授尽力探索让雅正思想介入并融汇时代文艺新潮的可能性，也就是如何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开放的胸怀去解释和包容改革开放时代文艺新潮的浪花。如此，他在文艺思想上从不保守、更不僵化，而是以始终如一的好奇心去加以应对。第三卷《重读与阐释——中西美学诗学经典文本解读》、第四卷《时代变革与范式转换》和第五卷《鉴赏批评——运动着的美学》，都记录下这种以雅正思想去吸纳新奇现象的轨迹。在开放时代的多元选择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可以称为雅正；而同时又善于吸纳新潮思想观念，把握新异现象，可以称为通奇。于是，雅正通奇可以代表他的文艺思想的一个总的风格或总的气象。

曾繁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李衍柱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是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中的优秀代表之一，为我国文艺学学术队伍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一，李衍柱教授是一位极其勤奋的学者。他一直笔耕不辍，据统计他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出版专著9部，参加写作37部，发表论文200多篇。他在病中还阅读了大量书籍，写作了《<大秦帝国>论稿》。
　　第二，李衍柱教授的学术精神与学术追求。我将之概括为四句话，即美在自由（主要包括在文学典型论中）、美在理想（主要包括在文学理想论中）、美在时代精神（主要包括在近期论著中）、美的实践品格（主要包括在运动中的美学中）。我个人认为某些论题可能具有某种历史性，但以上学术精神却是长青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第三，李衍柱教授在学科建设中的贡献。他长期担任山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可以说为学科发展呕心沥血，取得瞩目成绩。目前山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在全国处于前列，某些方向达到领先，涌现出一批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凝聚着他的付出与心血。
　　
张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原中国作协副主席、研究员）：
　　李衍柱教授的著作，特别是收入《林涛海韵丛话》中的五本专著和论文集，既有不同的研究方面和侧面，又具鲜明的共同特色。
　　第一，《林涛海韵丛话》既力求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论，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去指导文艺理论诸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而又联系不同时代的文艺实践，推进对许多理论问题的研究进展。
　　第二，重视古今中外的广泛对话，重视对前人学术成果的批判继承和借鉴。在文艺理论研究中，不但重视对我国传统文论的研究和继承，重视古代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努力，也十分重视对外国文论、特别是西方文论和美学的研究和分析，包括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及其文学实践的参照和汲取。
　　第三，大力扩大学术视野，吸纳现代科学成果，开辟新的学术空间和采纳新的研究方法。《林涛海韵丛话》旁征博引，学术视野十分开阔。许多新的方法也可以并且应该被吸纳到文艺理论的研究中来，并认为这是我国文艺理论走向现代的必要条件。对信息时代的中国文艺学诸多命题的研究论文，篇篇都充满时代变革的气息，面对文艺实践进展中的许多新的问题所构成的理论挑战，在关注、考察和研究中，洋溢着新鲜的历史时代特色。

闫国忠（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衍柱教授以文学典型为逻辑基点向人、人性，向文学现代性展开的叙述方式，为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首先，从《林涛海韵丛话》中看到了一个涉猎广泛而又逻辑地统合在一起的学术框架。文集集中讨论过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问题。
　　其次，从《林涛海韵丛话》中看到一个前后一贯的思想脉络。进入21世纪，他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人、人性的问题，一个是研究方法问题，再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生命力问题。这是他为自己确立的三个方向，而他因此便深深介入到当时文艺学最前沿问题的讨论中。
　　再次，从《林涛海韵丛话》中看到了一种热爱学术，尊重学术，为学术而献身的学者品格。《林涛海韵丛话》浸透着对前人已做过的探索和付出的心血的尊重，非常注重对资料的占有和阐释。每一个重要判断或命题，似乎都努力寻求足够的资料的支持，以便在学术史上获得一个位置；同时，《林涛海韵丛话》还体现着对自己做出的研究的自信和责任感，注重学术的内在逻辑，每一个判断或命题，似乎都不是最后的，而是不断伸发和延展着的，都是逻辑整体的一个“节”。《林涛海韵丛话》本身是一部历史，一部自我超越的历史，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学术领域不断开拓，不断积累，不断深化的过程。

杜书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应该把李衍柱教授的学术思想放在新时期美学热中加以评价。美学热阶段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理论思想领域的一次解放运动。不要把美学热仅仅看成是一个美学问题，它是思想解放的一部分，在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学术史上，美学热决不可低估。
　　再一点，李衍柱教授的理论工作接地气，接地气很重要。李衍柱教授的《<大秦帝国>论稿》和《生命的文学与文学的生命》——读莫言《蛙》感言，就是接地气，他紧紧联系了当前的时代。
　　
朱立元（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李衍柱教授是一个纯真的学者，从做学问角度看，他有着一种纯真的追求，功利的东西很少考虑。
　　我相对来说对这些西方美学的经典著作还是比较熟悉的，看了他的书以后，还是感到有新意，有新的阐释。比如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他依据新的《柏拉图全集》译本，这里边有些过去我们的阐释中间相对薄弱，甚至是有空白的一些地方。他又发掘出来，做了自己独特的解释，所以我就觉得对这方面，对传统的很古老的西方的一些美学思想，能够有一些很新的见解。
　　再比如他对蒋孔阳先生不仅是学问上的尊重，而且对蒋先生美学思想的解读，有非常深刻的阐释。在《综合创新——美学的中国道路》中，他把蒋先生放到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他，把蒋先生放在中国美学史的演进中间加以考虑考量和考察。从这样一个高度来考察蒋先生的美学思想，指出其对于我国发展和建设既有时代特征又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美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王志民（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
　　齐鲁文化研究院跟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包括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联合在2007年7月召开了国际思孟学派的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在我们成立这个教育部基地13年来可以说是最高规格和最成功的一次会议。这次研讨会是在李衍柱教授的支持、帮助和推动下召开的。会上他提供了一篇论文，题目为《思孟学派与中国美学》，将近4万字，是在当时我们出版了60多万字的会议论文集里面，最长的最厚重的，可以说是最重头的一篇论文。这一篇论文在整个会议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文章中提到“共同美、崇高美、生态美、社会美”这四个大的方面。以我所见，这是目前为止研究思孟学派和中国早期美学思想关系的最重要论文之一，非常深刻，站得也是非常高的。
　　
赵宪章（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衍柱教授在治学方面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美学，事实证明，现代中国学术尽管可以继续选择古今中西的某一方面展开，同样可以在所选择的那一方面做得最好。但是，要想达到先贤的学术境界恐怕是很难的，可谓“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时代发展和学术规律使然。
　　其次，非常注重经典文本的精读细读。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经典”是经过淘洗过了的历史留存，历史的淘洗已经验证了它的经典性，因此也就成为我们所必须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就此而言，“经典”建构了历史，它本身就是历史，把握了经典也就把握了历史精髓。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基于历史经典的把握，我们今天的理论言说才有底气，才能避免大而化之的空泛之论。
　　再次，十分关注文学现实，从而使他的理论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理论研究的问题来自哪儿？不能仅仅到书本里去寻找，那是“本本主义”，而要到现实中去感受、去发现。这种现实也不是一般的“社会现实”，而是“文学现实”，即当下“文学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期待。理论脱离现实常被人们所诟病，也是近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经常反思的问题，但是少有人确切地知晓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究竟是什么，以至于口号喊得震天响而在行动上却积重难返。文学理论如果不问、不知它所面对的现实是什么，或者将它应当面对的现实搞错了，那肯定是“放空炮”，不仅作家和读者无视你的存在，就是圈内人也懒得阅读和理会你的研究。
　　
姚文放（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衍柱教授的《时代的回声——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艺学所做出的建设性构想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去芜存菁。该书回顾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三次大的革命和四次社会转型，归结出直接影响中国文艺学建设的五种主要基本模式。作者指出前四种范式均不可取，而第五种范式则是适应时代和学术发展、有益于建设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的正确范式，作者将其概括为：“主导多元，综合创新”8个字，指出唯此才是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走向。
　　二是综合前见。在新世纪文艺学建设中，作者非常关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文论如何焕发生命力的问题。他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综合了朱光潜、宗白华和钱钟书三位前辈学者的主张，在对他们的具体论述中展现了种种可供进一步生发的生长点和可能性。
　　三是现代转换。该书在思考新世纪文艺学建设中研究方法的变革时，认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而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各个领域起着主导作用的是圆周旋转的思维方式，作者将其概括为“圜道思维”，认为它是一种有机的整体性、综合性的思维方式，一种辩证的圆型结构，一种生生不已的双螺旋式运动方式。
　　四是重新阐释。作者在构想联结中外古今文学理论的桥梁和通途时提出了“对话”的概念，他说明这一理念来自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对话”乃是观察世界、观察文学艺术的新视角与新方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对话”乃是“百花争放，百家争鸣”的理想形态，这是对于这一人们耳熟能详的文艺政策的一种十分新颖而又精到的理解和阐释，这一口号提出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理解和执行上曾出现过种种偏差，关键在于缺少一种“对话”精神。
  
李咏吟（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衍柱教授的文艺理论思想，总是与共和国的文艺理论的自觉转向密切相关，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形象学理论的系统建构。典型形象问题，深深影响了共和国的文艺理论思想，从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文学形象问题一直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他坚守这一问题的探讨，由典型形象探讨到典型形象的理论史研究，由典型形象理论史研究到文学理想论的阐发，并且，在近几年致力于孙皓辉的《大秦帝国》的文学形象研究。既有文艺形象理论的系统研究，又有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因此，关于文学形象的诗学建构，是他文学理论思想的重要成就之一。这一理论是未来文学理论的最重要的探索领域之一，因为它涉及文学的根本价值所在。
　　第二方面，是文艺理论中西交融的创造性解释原则的确立。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李衍柱教授开始关注中西诗学思想之间的交流。从经典与大家出发，他开始重新寻找现代中国文艺理论的优秀传统，系统地评价了宗白华、朱光潜、蔡仪、王元化以及蒋孔阳的文艺思想。他从中西思想交融创造的视角，充分评价了这些文艺理论家的思想探索成就，为当代文艺理论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此后，他还专门就西方文艺理论经典进行崭新的解读，从新译本出发，从新的研究成果出发，发前人所未发，通过西方文艺理论经典的解读，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创造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我看来，他重温经典，是共和国文艺理论发展的自觉选择。不重视传统，不重视经典，所有的创新就会显得缺少底蕴。
　　第三方面，是从中华文明思想传统出发，寻找文艺理论的文明价值底蕴。新世纪初，他开始关注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思想传统，特别是有关思孟学派的研究以及对聊斋学思想的探索。为当代文艺理论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这就是说，要关注文化乃至文明传统对文艺理论思想建构的重要意义。文艺理论并非一味求新，一味先锋，一味否定，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创造性。事实上，文艺理论如何扎根文化传统或文明传统，从古典文明的优美思想中寻求新的思想创造，是更有意义的工作。

刘俐俐（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李衍柱教授的《林涛海韵丛话》，我深切体悟了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走自己的人生之路。这就是我想讨论的知识分子学术品格问题。
　　第一，追究原理。这是知识分子学术品格最突出表现。并不是发表了系列论文，出版了若干学术著作，就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那种不把做学问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只为学术本身的学者，才配“知识分子学术品格”的定性和评价。其突出表现是追根究源的精神和原理性思维。
　　第二，终极性信仰。原理性思维根植于终极性信仰。终极性信仰与学术品格互为因果。终极性信仰有多种。他的终极信仰，就是人之为人的当是以追求真善美为人生之精神，并以这种理想为目标的人类社会。这样的终极信仰，体现在他的做人准则和为人处世的方式及风格上。
　　第三，纯正的知识分子学术品格，必定热爱学术及于爱护学生。他追究原理性思维方式，对世界终极性关怀，体现于日常生活，就是由热爱学术而爱护学生。在他看来，学术乃薪火相传之事业，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大家最突出印象，是他始终以普通学者的姿态，平等地和学生相处，彼此谈心、交流，以自己对世事人生的理解，循循引导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