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建一个这样的口述历史博物馆：当你走进馆 里，首先看到的一整面墙上都是电视屏幕，可能同时有一百多人在和 你说话。你可以戴上耳机选择听任何一个人讲述的历史，也可以通过 大屏幕触摸进行检索.”


　　编者按：2012年，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据了解，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两年过去了，口述历史博物馆的建设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崔永元也于日前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谈他的口述历史，谈他的母校情结，谈他的寂寞坚守，谈他的“长征”之路。中国传媒大学校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口述历史在中国近乎空白，那您是如何接触到这一口述历史形式的呢？崔永元（以下简称“崔”）：这要从2001年说起，当时我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听对方介绍说他们有个口述历史资料库，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我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对方很快就调出一段1931年9月21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资料，整整30分钟。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人的刺激太大了，当时我很惊讶，日本竟然有这么丰富的口述历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国有关。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馆也给了我很大震惊，日本朋友给我看了一面墙，是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每个民族都有三四本书介绍，而且都是日本学者写的，比如民族历史、服装文化，连玩具都有，甚至整个房子都被搬了过去。再看他们的影像就更震惊了，仅日本早稻田大学做的口述历史就比整个中国做得还多。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该有这么一个专门记录过去的机构。开始时我很希望中央电视台或其它有钱的机构能做这件事，但可能是我的口才太差了，用了近两年的时间都没有说服什么人。于是，从2002年开始，我自己组建了记者团队，开始了针对电影、音乐、战争、外交、知青、民营企业等六个领域的采访。现在，我们的“口述历史资料库”里已经有三千多人次的采访，还收集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同时还开办了《电影传奇》栏目，制作了《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Ⅰ、Ⅱ》等一系列口述历史专题纪录片。记：您认为口述历史相对于文字历史其优势或优点是什么？崔：打个比方，这就像是给一位盲人做了个眼角膜移植手术，手术结果还不足以让他视力马上恢复到2.0，但他能看到一些光影了。以前他只能靠触觉、嗅觉或想象的东西，现在起码分辨出真实的轮廓了。
　　你也可以对比一下，看一个人的口述历史视频和你去图书馆看这些人的传记感受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就是口述历史最大的优点：真实感。光看文字你感受不到其中的语气，听到声音你又看不见对方的表情，直到看到这个人在你面前把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的时候，你才觉得踏实，因为这个东西真。除了谈话内容本身，你还能观察到这个人真实的情绪。他是不是很高兴或很悲伤？他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是不是有隐瞒？他们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感受是不是和我们的情绪一样？这都是你从文字里没办法直接感受到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真实性可以一直延续到千百年之后。都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真实的人物讲述无法作假，起码现在的技术手段还做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向后看，就是向前进”。我希望我们的口述历史能为后代尽量多留下一些研究真实历史的依据，在他们想回头看看的时候可以有迹可循，帮助他们前进。记：为什么会坚持做这么多年？崔：十年还算长吗？我们做口述历史要面对那么庞大的人群，还要记录他们每个人经历的人生起伏，这是多少个十年都做不完的。也许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快餐文化，习惯了过快节奏的生活做速成的事情，关心的也都是当下、眼前。但对于记录历史而言，十年远远不够。
　　仅就我们目前手里的几个项目而言，这十年来我们始终在和时间赛跑，都还敌不上老人们去世的速度。而这些人一旦离开，我们花再多的精力和努力，都弥补不了历史随着人逝去的遗憾了。像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历史的唐德刚先生，他当年能采访的人物是傅斯年、胡适、李宗仁，我们现在就只能羡慕但没办法做到了。还有之前我们差点就采访到了吕正操将军，但刚刚约完采访时间十五天，老人家就去世了。这太让人遗憾了！为了以后能多记录些历史，少一点点遗憾，我们也会继续追赶着做下去。
　　但反过来说，这十年对于我们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坚守的过程。我常对大家说，做口述历史要耐得住寂寞，这不是一个出名得利的事。我们对此也有心理准备，从来没想过让人在这干一辈子。你喜欢就干，不喜欢就走。这十年里我们的团队也的确经历了一些人事变动，但很多人做着做着就把口述历史当成了事业，而不只是一个为稻粱谋的职业。十年前刚开始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只有三四个人，现在已经增加到八十多人。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你给他什么诱惑，他都不会走。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领域的研究卓有成效，您觉得有哪些经验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崔：哥伦比亚大学1948年就创设了口述历史，现在他们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而且可以对公众开放，跟他们相比我们国家的口述历史工作还非常落后。我们只能一直努力，力量很小坚持做下去就会越来越体现出价值。
　　另外，他们已经积累的口述历史话题范围也很广泛，从慈善、政府、人权、传媒、科学等各界重要人物的传记性质的采访和美国民权运动，妇女解放与平等运动，反战运动，法律史，妇女领导人的访谈都有涉猎，这得益于他们长时间中积累下来的优质的团队，也得益于他们拥有的良好的研究环境。我们现在的团队越来越专业，环境也一直在改善，也开展了几个大领域的口述历史工作，不过相比而言还有巨大的推进空间。
　　不过我们非常自豪的是，在影像口述历史这方面，目前在大陆我们是做得最好的。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在我们这里也发现了让他们惊叹的史料，这让我觉得还算欣慰。记：您为什么选择将研究中心和历史博物馆建立在您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此次在我校建立口述历史研究机构所针对的重点又是哪些方面？崔：首先一点，传媒大学是我的母校，从感情角度上讲，我更愿意和自己的母校合作；其次，是因为传媒大学给出了一个好的合作条件，这一点我们不避讳而且很感谢。口述历史不是个短期内就能看到效果获得效益的工作，以至于做口述历史这十年多，我们已经投入了近两个亿的资金，产出却非常不成比例。而且这么多的钱都是我们自筹的，大多数来自于一些有远见的企业界朋友的捐助，我一直感谢他们。所以这次中国传媒大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座独立大楼，用于建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更顺利地开展，这就是我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看中了大学这个学术环境。这个地方可以让口述历史尽可能保持学术的独立，并且可以出更多的口述历史学术研究成果；同时，通过在传媒大学开设口述历史专业学科，这样就会让口述历史收集、研究、展示、传播有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土壤，这样的局面，会更有利于口述历史持续健康的发展。这是我们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建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的深层原因所在，也是我们针对的重点。记：在您的母校建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应该是您在大学推动中国口述历史收集持续传承的第一步，您对它未来有什么展望？您下一步将如何实行呢？崔：我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建一个这样的口述历史博物馆：当你走进馆里，首先看到的一整面墙上都是电视屏幕，可能同时有一百多人在和你说话。你可以戴上耳机选择听任何一个人讲述的历史，也可以通过大屏幕触摸进行检索，比如检索“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知青”等等，每个主题下都有许多人的采访视频……然后你可以进入我们的检索机房，坐在计算机前查你想了解的资料。检索的信息有文档，有照片，有书籍，有视频。我们还把许多重要的视频资料做成了切片，比如你想查一位演员，可以查到他拍过哪些电影，也可以马上看到所有电影里他的演出片段，还可以看别人的采访中提到他的片段。
　　同时，整座大楼里还有好几个独立的博物馆。有关于电影的，有关于抗战的，关于连环画馆的，甚至还有服装博物馆或不定期的特色展览。这其中的电影博物馆里面，又会分成许多以老影人为主题的小房间，展出他们的作品和老物件。看过那些口述历史的资料，再看看这些真实的物品，会增强你对历史的了解。如果你还是觉得不过瘾，也可以到我们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各个分馆去看，每个馆里都有许多珍贵的文物。
　　这些是我的理想，也是我们团队下一步要做的事。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未来仍将继续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而口述历史博物馆将会把我们收集到的所有口述历史影像和实体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除了保存、归类整理及永久传承之外，还将面向中国传媒大学全校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或个人开放，以供研究利用。把我们的资料都看过一遍之后，你基本上就是个历史学家了，不过我可以很严肃的告诉你，一辈子你都看不完。
　　我希望能让现在的年轻人看到我们努力的成果，希望你们可以在这个博物馆里走近真实的历史。当然我们更希望你们能作为志愿者加入到我们的口述历史队伍中来，一起做校对、做录入，甚至选择将来加入我们的团队，共同把这份孤独但伟大的工作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