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崔跃勇


本报记者 陈鑫 陆阳
　　得知申葆嘉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旅游与服务学院学生庞文文正在阅读德国哲学家汉斯·波塞尔写的《科学：什么是科学》一书，这本书是一个月前，申先生在家中给他们上课时，特意推荐的。
　　那天上课，申葆嘉推荐的书单里共有9本书，从迪尔卡姆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到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再到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由浅入深，都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书籍。课后，同学们共同约定：认真读这些书，等下个学期开学后再到老师家中交流读书心得。
　　然而，事与愿违。2014年2月15日，申葆嘉遽然长逝。未想明的道理，未写完的书稿，未授完的知识，成为先生未了的心愿。
一
1923年，申葆嘉出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14岁的申葆嘉随家人避乱到了上海。中学毕业后，怀揣着救国之心，他离家来到祖国的西南后方准备参军救国。那时他渴望成为一名飞行员，但由于视力原因未能如愿。他转而投考西南联大，成为一名大学生。在学期间，国难深重之时，他再次报名参军，赴印度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
　　1945年抗战胜利，申葆嘉重返西南联大，在经济系求学。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但有了安定读书之所，申葆嘉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在联大，他一共待了3个学期，联大北归后，又进入北京大学继续学业。
　　申葆嘉认为，西南联大继承了“五四”传统，培养学生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他总结联大的精神是“理性”、“开放”、“兼容”、“尊重”，这些理念影响了他的一生。用他的话说，大学给了自己“脑子”。
　　申葆嘉曾回忆，西南联大奉行宽进严出的政策，教学管理非常严格。他十分推崇联大的考试，认为考试内容很有趣，总会出人意料，“不考课本上的东西，而注重思维能力的考查”。当时每一门课的老师都在上课前就开出长长的书单给大家参考阅读。正是从那时起，申先生培养起主动而广泛阅读的习惯。
　　当时，经济学由陈岱孙先生主讲，期末考试通过率只有30%，全年级100多人最高分只有68分，申葆嘉得了60分“已觉非常满足”，这让他一辈子都不敢轻视学问，对做学问异常严肃认真。
　　申葆嘉曾说：“那时无论干什么都凭兴趣，念书是因为真的想念，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轻松，可以随意请教问题，探讨时事。老师没有把你看成一个学生，而是看成一个独立的人，他培养的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真实的人。”
　　面对国家百废待兴，申葆嘉把实业救国立为自己的理想，他常说：“那个时代的爱国情感根本不用动员，是每个人骨子里都带有的。”抱着这样的理想，当经济学系陈振汉先生向他抛出“橄榄枝”，希望他留在北大做助理时，他婉转拒绝了。1949年大学毕业，他选择了一项距离实业最近的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作对外贸易。
二
初到贸易部工作，申葆嘉进行了一项关于我国近代以来对外贸易的研究，希望为国家决策作参考。这可以说是他进行的第一次学术研究尝试。可没有想到，发表的成果却引来灾祸。因为研究中使用英文材料，再加上亲属的“国外关系”，申葆嘉在政治上遭到无端怀疑，被国家机关“扫地出门”，下放到天津一家化工厂。从此开始了“运动员”生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
　　岁月蹉跎，时间到了1980年。凭借在化工厂工作积攒下的化学知识和读书时打下的英文基础，申葆嘉得到“贵人”的举荐，作为一位化学人才重返高校。兄长申葆诚在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邀请他到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从事外文资料工作。没过多久，国内高等院校中第一个旅游学专业在南开大学成立，学经济出身的申葆嘉又被推荐到旅游学系工作。
　　这时，已近退休年龄的申葆嘉，终于开始了自己最擅长的、本该属于他的教育、科研工作，成为我国旅游学、旅游教育的拓荒者之一。按照早年求学经历，申葆嘉似乎应该从事旅游经济学的教学，但他意识到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决定讲授“旅游概论”并从事旅游基础理论研究。
　　当时旅游主管部门和业界，把旅游作为一种赚取外汇和经济利益的手段，高等旅游教育的任务被定位为培训旅游业管理和服务人员。申葆嘉认为，这是高职教育，而非高等教育的定位。一个学科要在大学里立足，基础理论体系至关重要。而当时的指导思想和统编教材都没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独立思考。
　　根据研究心得，申葆嘉用“暗渡陈仓”的办法改写了国家旅游局统编的《旅游概论》教材，其中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思考和观点。短短几年中，申葆嘉和同事一起培养了一批后来大有作为的旅游人才。
　　1988年，事业刚刚起步的申葆嘉退休了，但他没有因此停止研究。没想到的是，一次意外让他在学术上获得“新生”。一次申葆嘉受邀到深圳大学讲学，途中手提包被盗，随身携带的所有文稿资料全部丢失。这本来是进退两难、苦恼万分的时候，他却以此为契机，彻底抛弃了“旧东西”，解放了被束缚的学术思维方式，就此开始了自己的新研究。
三
“如果随便问一个人：‘旅游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可能都会是一个字‘玩’。但是如果进一步问：‘旅游是怎样的事物’时，恐怕能够说清楚的人就不多了。旅游是一个可以意会、却难睹全貌的社会存在。”申葆嘉认为，旅游虽然是旧事物，但却是一个新概念，传统的认识和理解对它已经不够用了，需要探索新思想、新途径、新方法。
　　在梳理国外旅游研究进展时，申葆嘉发现，德语和英语是旅游学研究中使用最多的两种语言，而他们之间的研究方法又有所不同。德语学者多采用逻辑实证主义，研究的问题多属于基础理论；英语学者多采取新实用主义，研究的问题重应用。申先生决定，就以德语学者和英语学者的思想和观点为起点，试着在方法论上找出两者的吻合点。
　　1999年，76岁的申葆嘉出版了旅游学基础理论著作——《旅游学原理》，被国内旅游学术界称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基础理论研究专著”。但是，他的思考没有就此停止。他并不陶醉于自己所构建的旅游学原理，而是根据高校中使用此书授课的反馈情况，结合国内外旅游的发展变化，在大量阅读社会科学和哲学学术著作的基础上，以批判的眼光不断地去审视、验证和修改这套理论体系，以求完善。
　　“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申葆嘉正是如此。他从学界习以为常的旅游定义入手，进行反思，于2008年发表论文《我的旅游观》，提出自己对旅游的5个认识：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旅游具有文化性质；旅游是多元系统整合的社会现象；旅游具有非物质实体形态；旅游因运动而存在，是主客互动的过程。
　　凭借对中国高等旅游教育和旅游研究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2008年申葆嘉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旅游发展论坛授予“中国旅游教育与研究终身成就奖”，目前为中国唯一获此殊荣者。对于荣誉，申先生并没有放在心上，他追求的是学术思想上的认同。
　　2010年，《旅游学原理》经过11年的修订，以《旅游学原理：旅游运行规律研究之系统陈述》为书名再次出版。申先生表示，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在提出旅游现象基础理论的框架之后，希望学界同仁展开学术批判。
　　曾有学者表示，“旅游作为一门实用学科，需要有人去实干，但为了让这门学科长远发展，更需要有人去思考”。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思考者。
四
也许有人会觉得申葆嘉是个“怪人”。年近九旬，实至名亦归，按说可以收笔了。但自新书出版之刻起，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改写。他觉得自己还有一些学术问题没有彻底弄清。半夜三点，他有了对某一问题的新认识，会立即起床提笔记录。身在美国的独生女儿申方想接申葆嘉去养老，被他拒绝了。他说，自己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在国内更方便。
　　申葆嘉在文章里写道：“旅游学的基础研究是一个大工程，不是我个人独立所能胜任的，尚待有志之士共同努力。”因此他非常欢迎学者、学生跟他交流。他常常谈得兴起忘记了时间，甚至烧糊了饭；有时女儿打电话给他，正巧有学生在，他便说“我正在和学生讨论问题，我很好，不用挂念”，匆匆挂下电话；在辞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和年轻教师探讨旅游学理论和学生培养……“学生是他最亲的人”，作为先生的独女，申方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得“醋意十足”。每个学期都有十几名学生到申葆嘉的书房上课。时间久了，大家发现申先生的上课方法与其他老师很不同，不会照着课本讲授某个知识点，而是将他对旅游基础理论的理解融合着人生感悟，用聊天的方式传达给学生。同学们说，和申先生在一起要时刻作好回答问题的准备，他总会提出很多问题让大家自己去思考，不分时间与场合，哪怕是在校园里偶遇，他也会给同学们“布置作业”。
　　每次上课，申先生都会认真记下听课学生的姓名、年级，常会在不久之后，托人给同学们送去与上课内容相关的书和资料，每份文献的左上方都会用曲别针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资料的作者和出处。
　　晚年的申葆嘉说，自己最近对西南联大的精神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德先生”与“赛先生”常常萦绕心头，他认为大学应以育人为本。“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前辈学人对学者精神的最佳诠释，以“后五四知识分子”自任的申葆嘉自觉地继承着这样的精神。
　　去申先生家上课的学生都会发现，他的书架上有一张自己亲笔写下的卡片，“不做夹尾巴的狗，要做没尾巴的人”，这是他的座右铭。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女儿申方第一时间从美国赶回来，她发现，来家中吊唁的，多是他的学生。
　　有时候，申方想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却发现父亲书桌上几支水笔的墨水几乎都已写完，找不到能够正常使用的。在水笔的旁边，申先生未完成的手稿摆放得整整齐齐。（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