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2010级硕士黄洋遭室友投毒致死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一时间，关于“拿什么拯救漠视生命的心”的讨论甚嚣尘上。笔者对黄洋之死甚为遗憾，并借此拷问国家的信仰教育。
　　现如今教育制度、房价、社保饱受垢病。为什么教育问题首当其冲？古代唯有达官显贵及其后代方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平民难以遇到孔子等游学四方学识渊博之士。而才智向来是统治阶级的人才选拔标准，因此教育本身就寄托着黎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笔者看来，教育是社会流动的重要捷径，以致成了很多百姓心中的迷信。在他们看来，接受教育、获得知识、提升能力以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享受生活是这部分人最朴素的愿望。拿我国青年钢琴家郎朗来说，读过他传记的人大都对他的“狼爸”印象深刻。这种“棍棒教育”其实是对国家现有教育模式的鞭笞。不是说教育水平不行，而是信仰教育的缺失。他们很难想像贝多芬拖着孱弱的身体在德国危难的时候发出《悲怆》、《英雄》的绝响，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理想振臂一呼的情怀。为什么古时候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能出现颜回那样的贤者，如今现代化的教育设施加高学历的师资却没能改变世风日下的劫数？
　　从小我们都被教育唱红歌、看正能量的电影、学雷锋做好事，这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其实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化学反应，相反地，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爱自己”的路上越走越远。他们慢慢“发现”爱国是一件虚无飘渺的事，他们把视野、精力局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挣钱，“金钱万能”；美容，“己不美何以美天下”；教育子女，“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所有这一切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自身利益。“我们恨贪官，又拼命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真正应该反思的。”那么是不是可以推导：人们骂教育制度，不是因为教育本身有什么致命的问题，而是自己没有考上清华北大？
　　笔者认为这种私心膨胀是信仰缺失的体现。信仰的缺失是教育的失职。“量产化”的人才加工方式似乎有更多急功近利的味道：高中要升学率，高校要就业率。但没有一个学校说，你精神面貌不及格不能毕业。也许很多高材生能轻松写出H7N9的分子式，却不明白为什么要学这个。因为从一开始走上这条求学路，不是为求知，不是为理想，只是迫于生存压力，甚至来不及想“我是谁？将要到哪儿去？”
　　回到黄洋事件，复旦大学是驰名中外的学府，黄洋及其室友享受着中国高级的教育资源，却发生了这样的悲剧。他的室友饱受嫉妒心煎熬终铤而走险，但嫉妒的根源不还是想为自己争取“保博”吗？为什么学问不是这位顶尖学府的优异学子实现理想的法宝而是害人的凶器？从2007年，温家宝总理撰文提出“仰望星空与信仰对话”的观点到今年习近平主席“九提‘中国梦’”，信仰教育已为国家领导人关注。在“黄洋事件”上，笔者不评论身为当事人母校的复旦有何责任，只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当下的信仰教育只是流于表面，更多的是靠学生的“自觉自醒”。学生没有得到切到实处的引导，信仰缺失才愈发严重。
　　在信仰普遍缺失的今天，黄洋悲剧绝非个案。城管和钉子户并无恩怨，为何频频闹出人命？法官和人民不是对立面，为何申诉无门？学会计的不再做明白账，学医的不再救死扶伤，学法的不再捍卫真理……信仰缺失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如果不加扼制，将成“中国劫”。
　　学校应促使每一个学生树立理想，可以不假装伟大，可以不努力变成什么样子，只是自在过日子。我最感动的是香港一个学生写的作文，说是自己长大想做一名巴士司机，因为每天开着巴士环游香港的感觉很酷。信仰教育并不是把每一个人都教育成雷锋或者江姐，而是让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价值，并超乎功利地去做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这就是信仰的魅力。
　　信仰应当回归。因为那曾是我们炎黄子孙五千年最为骄傲的东西。神农为悬壶济世亲试百草，张衡为打造地动仪探究天文焚膏继晷不舍昼夜，宋濂为求知“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古人对信仰的坚持，常教人恸哭流涕。
　　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信仰什么时候回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