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面简称《决定》)共有16个部分，其中直接关涉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就有六个部分，主要有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以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如此注重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化地激活市场要素、资源配置的正能量、所有劳动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以达到《决定》中所指出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深刻理解这段话，笔者以为，有两个关键问题值得进一步解放思想。
　　（1）社会主义是否需要“追求经济发展最大化实现”？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只能招致落后挨打。我们以为，十年文革的悲剧给共产党人带来了深刻的教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必然导致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国土上创造的“阳光”财富越多越好。在这里我们最需驳斥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经济发展放在重要位置，追求经济发展的最大化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显然，思考社会主义走“强国富民”道路与经济发展最大化的关联性问题，既重要又迫切。
　　在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发展最大化实现，有着四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经济发展在整个发展体系中拥有“第一优先权”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一贯倡导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乃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手推磨、蒸汽磨、电气磨产生了人类社会不同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经济因素对整个社会政治因素、思想因素、文化因素等，有着终极意义的决定作用。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题中之意就是强调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只要确保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和手段的合理性，经济发展的最大化实现应是社会主义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显现。这里的最大化不是唯一化，而是“重点论”和“两点论”的辩证统一；这里的最大化也不是少数利益阶层财富的集聚化，而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满足的最大化。我们所说的追求经济发展最大化的实现，在中国国土上不是昧着良心赚钱，不是培养少数权贵和利益阶层，而是把尽可能多的社会财富回流到人民群众之中，改善民生质量，提高幸福指数。最大化应有两个原则：一是经济运行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二是经济运行的过程要确保其手段和目的的人民性。其二，经济发展最大化意味着充分有效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如《决定》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规律的支配作用。除了特殊背景、特殊情况需要强化国家宏观调控外，保持最大化地发挥市场资源的配置作用，有利于各要素的最大化激活与合理流动，有利于市场体系的最佳组合，有利于市场按供求关系实现最大化地协调和平衡。市场的最大化运作，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一旦建立市场机制，就应当在保持良性发展的基础上，有着追求优化、追求高效的必然选择。其三，最大化地调动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实现财富的充分涌流。劳动者劳动积极性最大化激活是经济保持最佳发展状态的必要条件。一般说来，主要有六种因素严重地障碍着劳动者积极性的最大发挥：制度性腐败、分配不公、市场不健全、劳动者素养不高、政府的某些宏观政策导向不力、企业激励机制不合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劳动积极性的最大激活，有助于劳动者自身的全面发展，有助于全社会集体主义精神的培育，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早日实现，有助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本质的充分体现，有助于劳动者的个人财富获得迅速增长。其四，经济发展的最大化，内涵着成本的最小化、利润的最大化、投入的合理化、浪费的最低化，如国有资产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能够最大化地实现保值和增值。经济发展最大化这个命题最早出自西方古典经济学，这一命题的提出，首先是揭示了西方经济发展建立在人的欲望、需要、利益支配世界的理念上。经济发展最大化，实际上寓意着一个社会首先应当以满足人的欲望及欲望的需要而设立。在社会主义中国，提出经济发展的最大化，与西方经济学家有着性质上的不同：西方所强调的是少数利益阶层获得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共产党人所强调的最大化，更侧重于人民需要的最大化，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和功能的发挥应趋向效用的最大化。经济最大化的目标必须首先要在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来实现。也就是说经济最大化要服从政治所规定的方向。不可否认，在技术层面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最大化地运用和计量有着某些方面的共有性，如技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投入与产出的比较等等。
　　（2）社会主义可否把资本放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中实现最大化的发展？
　　我们不能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有着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的要求，就放弃了资本自身发展最大化的要求。最大化占有剩余乃是资本的秉性，在今天强手如林的国际竞争市场上，失去最大化发展社会主义的资本实力机会，社会主义便失去发展的重要机遇，关键是要让资本在阳光下运行。
　　资本对共产党人来说，有着两种认知路向：一是来自于《资本论》，二是来自于资本在当代中国市场的图像。早在列宁思想晚期，无产阶级政党就有着如此清醒的认识：“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样的本领”（《列宁选集》第三卷536页）。共产党人要学会经营理财，尤其是学会现代金融之道，列宁的思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境域中的新发展，它至少提出如此问题：社会主义绝不是一个空壳的政治实体，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市场工具———资本，必须给与高度重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在技术层面上它是生产的因素，在社会层面上它是一种社会关系。作为历史哲学的资本范畴，它有着一定的进步寓意：它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社会进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对于传统社会货币市场而言，资本有着市场效益的放大，经济时空的放大，财富流转与积累的加速，尤其是对于未来产品索取权的预期和支付，以及人性维度的改变，有着以往传统社会不可企及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的历史作用给与了深刻分析和高度评价。现代社会替代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资本的诞生及货币向资本的转换。资本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资本有着客观的内生关系。中国市场经济的构建，不是传统的习俗经济的预设，而是具有现代性的市场经济制度创新，因此它必须要由传统的由少数利益阶层配置市场资源转向充分发挥资本对市场资源的配置作用。其二，资本是现代经济体的血液，经济发展的量度从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资本积聚多寡的量度，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资本流动的速度，乃是一个大国必须摆放在经济生命线上的重要视域。资本的强大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世界拥有话语权的底气，占有世界市场份额的能力，控制全球经济财富积累和发展命脉。从这一点上说，共产党人在与资本主义的相处中，如果不持有资本最大化的资本实力，社会主义的一切政治都将变为空谈，社会主义的政权存在都会出现危机。这是数以百年世界历史发展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其三，中国要从根本上理想地解决民生问题，离不开资本在合理的制度范围内得到最大化的发展，只有资本最大化所创造的财富才能转入中国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才能达到强国富民，才能为人民群众最大化地实现满意度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应当说，中国人均占有资本量还是一个极为弱小的数字，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考虑到它处于初发阶段，现有的资本总量还是很难支付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彻底崛起的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最大化的推进资本在当下中国的发展任务还仍然是艰巨的。中国要走向世界，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变民族资本为国际流通中的资本，这种转换会增加三个积极因素：一是扩大资本占有剩余空间和能力；二是赋予资本更为自由的发展条件；三是通过国际市场的融入带动国内资本市场制度的创新和资本贡献率的提高。资本本身的发展与推进要让它走内生的技术上的规则。在这方面，资本作为生产预付金的功能有着自身发展的要求和条件；作为一个财富的符号，它有着内在的投入、生产、交换、实现的客观技术要求。
　　我国实现资本最大化发展首要障碍是认识的偏见。第一，把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因而改革开放所出现的一切负面影响都归咎于资本，实际上，资本是一个中性范畴，它为谁服务要取决于服务者和特定国家制度的性质，如同科学技术一样，它的应用有着特定的制度判断、道德判断和社会责任判断，在社会主义中国应当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给予资本自身所需要的发展条件、技术要求和制度保障。第二，从传统的义利关系出发，把资本天生视为不道德的存在物。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判断渗透到当代国人心里，使得一些人至今仍把商品、货币、资本作为有碍德性发展的负能量，认为发展资本必然败坏人的心智，追求资本的最大化必然使人的道德堕落最大化，这种传统社会的信仰动力论、德性驱动论，必然与今天发展社会主义资本实力是格格不入的。确保当今中国资本发展最大化的条件主要有两点：一是创新有利于资本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市场制度；二是市场法制环境的建构让资本获得真正自由的发展，没有相关的市场法律规制是实现不了的。在一个缺乏市场信用和法律规制的国家里，资本的发展险象环生，资本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必然处在恶的无限性发展状态中。三是尽快推出既不伤害资本持有者的根本利益，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又要使得资本在阳光下公开公正地合理运行，使得它从根本上造福人民群众的社会分配原则、制度及政策。共产党并不惧怕资本的最大化，关键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法制环境、合理的分配制度，这才是社会主义对待资本的正确态度。
　　（节选自作者 《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全面深化改革”寓意的历史哲学解读》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