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之初，曾向资助该大学建立的普鲁士国王秉呈他关于国家和大学关系的看法。洪堡指出，大学以知识和学术为最终目的，功在千秋。国家不能直接希望从大学获取它所需要的东西，只有在大学实现其自身目的之后，才能真正为国家供其所需。国家今天需要怎样的人才，就希望大学明天即培养出来，这无疑是急功近利的做法。洪堡此言中所倡导的，就是大学的学术自由。因此，柏林大学的创建和发展，也使得现代大学的学术自由原则得以确立。为什么要坚持学术自由？我的看法是，强调和坚持学术自由，实质是对学术神圣性的敬畏，是对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客观规律的遵从和敬畏。因此，我们今天讲对高校课堂的敬畏，实质上就是对学术的敬畏。
　　我们对课堂应怀敬畏之心，坦言之，就是敬畏学术和讲台，切莫误人子弟。过去青年老师在入职之初讲课的机会甚少，而今新进教师一开始工作就要上讲台。这既机遇也是挑战，因为我们在可以获得一个快速发展平台的同时，也开始肩负重任。其中，不误人子弟是最基本的责任。我想，要做到不误人子弟，首先就是要站稳课堂。国家级教学名师万后芬教授特别强调上课前要有准备，讲到课前认真充分的准备，这是很多老教授们共通的地方，很值得我们学习。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两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一件发生在1989年我刚留校任教不久，在经济法系的一次例会上，我坐在吴超民教授身旁，看到她在做《劳动法》的授课准备。吴老师的教案用的是400字文稿纸，她在稿纸边上写着“这个案例讲15分钟，这个地方归纳5分钟，这个地方要停顿几秒，某某地方问题如何引入”等内容。看到吴老师这样备课，我当时的感受就是震撼！我立刻想到了吴老师给我们讲授《劳动法》时我听得那么专注的缘由。另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也是发生在1989年，当年10月，我的硕士导师张仲伯教授要去中山大学开会，由于高血压突发未能成行。我去先生家拜望他时，先生便从病床上起身到书房，许久取来一叠厚厚的讲义给我。那是他手写的将近80万字的讲义。几乎每页上都作有标注，写着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专门授课内容，很多地方有内容更新的补丁。很坦率地讲，我第一次给学生上课，基本上是按照先生的讲义进行的。我从1991年开始给88级本科生讲授《国际私法》，过去听过我国际私法课程的学生中，如今已经有大约12位国际私法、国际法博士，用很多人的话说，大概是因为我当年得到了张仲伯老师讲课的真传。这就是我讲的上课为什么要有准备。
　　另外，十三年前，我在加拿大约克大学Osgoode Hall Law School访学期间，无论是法学院的老师，还是Schulich商学院的老师，他们往往在前一学期结束前两三周，就通过相关机构发给学生很厚的讲义（Case&Materials），尤具特色的是，讲义的封底往往印有详细的教学进度计划，诸如某月某日哪位外聘老师来讲课；某月某日会有案例讨论；某月某日进行模拟法庭；某月某日考试，等等，教学进度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要求授课老师有讲义和教案，有教学进度计划，并不只是中国高校的举措。其实我见到的一些国外高校，也都是这样要求老师的。
　　对课堂怀有敬畏，不误人子弟，最基本的就是我们授课前要有充分准备。这是我特别希望和大家共勉的一点。
　　所以，第一，我们要认真领会督导员老师给我们的真传，处理好基础知识传授和对学生独立思维能力与习惯培养之间的关系。要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打好学生的专业基础；培养学生独立思维的能力必须以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为前提；另外要摆正基础知识的传授和科学研究的关系。课堂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
　　第二，三尺讲台，学问深厚。我们在对课堂怀有敬畏之心的同时，更要潜心思考、推敲，如何把这堂课讲好。《论语》中曾子讲到“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如果我们做到容貌端正谦逊，在课堂上就容易得到学生的尊重；我们严肃认真对待课堂，就可以获得学生对我们以及对我们授课内容的信任；我们授课的口气得体和顺，就能够为学生做较好的示范。
　　——教务部部长刘仁山教授在11月7日“教学督导员与新进青年教师座谈会”上谈本科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