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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人的责任与担当———写在入学二十年之际





  文/卜希霆大概因为技术的缘故,新浪微博的私信或有屏蔽,因此好久不看。今天手机上突然闪来一条来自@电视人报的私信,邀约我为《电视人》写一点寄语,突然又勾起我大学时代的往事。今年恰逢大学同学———93级电视编辑班入校二十年,而今年8月间陆续又参加了高中同学的几轮聚会,不管是什么年级的同学,今年陡然间如此高的聚会频次,令我心生思考。于是虽未请教调查统计的专家,我还是自觉的把这些“偶然”与微信的猛烈蔓延联系在一起,好吧,都是微信惹的“祸”———感谢微信圈让我们躲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同学没有了沟通的距离。
  其实对我来说,考上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纯属偶然,因为我是1993年初接到广院播音系复试通知,在哈尔滨参加播音专业复试时才知道广院还有电视专业。而在哈尔滨图书馆连续三天的突击学习,才让我猛然间顿悟了自己最不应后悔的这一选择,也因此开始了电视专业的学习与思考。
  上大学之前我是一名典型的文学青年,虽然来自东北边陲的小城市,但打小浸润的文学滋养令我直到今天仍崇敬文字的力量。但进入大学后开始的从文字语言到视听语言转换的训练却令我好长时间荒废了文学的写作,因此有一段时间我曾迷茫与困惑。1995年有幸担任中国高校影视协会年会的志愿者聆听学者们对影视业的思考与感悟。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电影被唱衰,而电影研究者又明显对电视研究者心存不屑。那个时候,初生牛犊的电视从业者背负“电视无学”的骂名被很多传统学者批判,刚刚步入大学殿堂学习电视专业的时候,电视相关学科也刚刚创建,教学体系和师资都不尽完备。很多同学相当迷恋掌握设备和技术的优越感,从而忽略了电视创作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思考。再反思自己文字堕落的同时,我在想能否搭建一个平台,让我们醉心影视创作实践的同时可以随时留下感悟与思考。参照高中时代做文学社的经验,基于在学校及电视系学生组织中的广泛人脉,我找来了同时入校的研究生同学,以及94、95级电视系的师弟、师妹“密谋”创办一份电视系的学生专业刊物,并最终定名为《电视人》。根据我提交给电视学院的“创办申请”记载,创办时间应该是1996年,那时我上大三。那一年,《新周刊》悄然诞生,几年后他们有了使自己在媒体圈扬名立万的专题———“砸烂电视”、“弱智的中国电视”。
  不知道是什么勇气,会有年少时创办《电视人》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与担当,即便今天会笑自己当年的少年轻狂,但依然对那段青春无畏的岁月心存敬意。技术的革命日新月异,毋庸置疑,相对于今天的移动互联、微博、微信,电视明显已经是一个步入中年的传统媒体,当年的崭新与革命性也已风光不再。但这是一个有影像的世纪,随着岁月的流转与积淀,它留给后人的亦将是丰富珍贵的独特记忆,愈久弥珍。电视人既是这美好世纪的纪录者、见证者,又是这复合交融的时代文化的建设者、传播者、引领者。我想这便是电视人的一种责任与担当吧!
  作者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协同创新中心党委副书记、副研究员,曾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党总支书记、中国传媒大学社会服务与发展办公室主任、传媒博物馆项目副组长、中国传媒大学团委书记。兼任中国传媒大学校友会秘书长、中华文化促进会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青年创业指导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