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观念的发生与演进
关于近代以来“国学”观念在不同语境的复杂性，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我们也从三个方面来阐述。第一是在救亡意识指导下的政治取向之国学观念; 第二是在启蒙思潮影响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观念;第三是以西方学术为对照，特别是以世界汉学和东方学为参照的学术取向的国学观念。
　　晚清民国之交，中华民族历经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屈辱，遭遇了空前的国家危机。这一危机不是个别的经济的或政治的或外交的危机，而是一种总体性的危机。这个总体性的危机就是在世界列强贪婪的攫取态势之下，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让步后，有可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这种民族危机，在甲午战争以后已经普遍地被当时的中国人意识到了，从而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在此种形势下，对国学概念的思考与中华民族的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学”成为当时表达民族思想的一个方式，其代表即邓实与晚清国粹派。
　　当时整个国家的民族危机非常严重，国粹派人士认为国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就此，他们提出了“国”和“学”的关系。如黄节曾说:“立乎地圜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掺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之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后可。昔者英之墟印度也，俄之裂波兰也，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焉。迄今过灵水之滨，瓦尔省之郭，婆罗门之贵种，斯拉窝尼之旧族，无复有文明片影留曜于其间，则国学之亡也。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
　　同样，邓实主张“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他指出:
　　“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叠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故近日国学之亡，较嬴秦蒙古之祸尤酷……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学也者，政教礼俗之所出也。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他还指出欧洲人殖民主义的老谋深算，“其希望伟，其谋虑深，其亡人国也，必先灭其语言，灭其文字，以次灭其种姓”。
　　黄节、邓实的这些提法凸显了他们对中国作为国家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双重忧患，按照这个观点，一个国家与其国学是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国家依靠其国学而生存，国学依赖有国家而昌盛。
　　可见，清末国学之名所起，并不是因反满而立，虽然邓实黄节都是赞成反满革命的，这一时期国学保存论者的出发点主要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欲亡中国而言。他们的主张，不是强调“研究”国学，而是“保存”中国文化，以求促进国民的爱国心。可见此时国学概念之提出，主要是政治取向的，而不是学术取向的，国学说是当时救国论述的一部分。邓实曾说:“不知爱吾祖国之文明，发挥而光大之，徒知爱异国之文明，崇拜而歌舞之。呜呼，吾想不百年后，东洋之文明亡，文明亡而其发生出此文明三千余年之祖国亦亡。”我们必须知道，邓实和《国粹学报》的这些人决不是主张排斥西方文明，而是主张两大文明之融合，所以他们注重保存国学，并不是针对欧化。这一点许守微说得最为明白:“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
　　章太炎也是一样，他从亡国的印度历史那里了解到“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他更提出著名的口号“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主办《民报》时所刊的《国学讲习会序》中也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章太炎是革命党人，尽管革命党人也有倡导欧化，不主张保存国粹的，同样是爱国忧国的人士，但章太炎的主张在革命派内部深有影响。
　　近代国学的观念，从20 世纪初到1920 年代末，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如上所说，第一个阶段是晚清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国学”，体现的是一个政治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学术的观念。国学当然是指学术文化，但20 世纪初提出“国学”时，其出发点是本于爱国主义的立场、着眼于政治的救亡。晚清国学派提出的“国学”是一个基于爱国主义观念的概念，他们自己也明确使用了爱国主义的语词。他们的基本观念是，国学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语言，是和这个国家的兴亡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救亡图存，必须保存国学。
　　第二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到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国 学作为一个核心词汇用的较少，但从观念上看，国学被作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其问题意识仍吸引着社会的关注，特别 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1915 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 志》讨论东西文化的优劣，可以说其中讨论的中国文化的问题 就是国学问题。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基本理念和基本学术倾 向，这些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变成了讨论的中心，虽然这时国学 作为关键词出现不甚普遍，但作为问题意识是始终存在的。所 以，这个阶段的国学观念主要是文化意义的，而不是政治意义 的;人们关注的不是把国学作为国家兴亡的文化基础，反而是 从文化的角度，批判原有文化，引进西方文化价值来发展现代 中国的文化。这个阶段有关“国学”的问题意识突出的是文化， 而不是政治。
　　第三个阶段就是1920 年代初期到末期，这一时期，国学 的概念开始广泛流行，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了。在国学 概念下面所谈论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文化，而是学术研究。 这种情形和这一时期发起、流行的整理国故运动有关。1919 年年底，胡适吸收了毛子水和傅斯年的概念，肯定了“整理国 故”的提法。当时胡适的影响很大，而傅斯年等人还是学生。 “整理国故”经胡适肯定之后渐渐发生了影响，其影响所及，首 先是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所 (正式名称是北京大学研究 所国学门，俗称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成立于1922 年，此后1924 年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1925 年清 华成立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正式名称是研究院国学门，通称为 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 年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1928 年 燕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其他各地成立国学专修机构或学 校，不一而足，其中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最有名。可以说，在 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了一个新的运动即整理国故运动，它在 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今天的国学热(当然跟今天国学热还是不 能相比的，它主要还是在学术层面上，也还没有形成一个全民 的文化国学热)。应当说，1920 年代的学术界已经逐渐发现了研 究国学的重要性，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了国学的研究，正是在此 背景下，出现了一系列国学研究院所与类似机构。
国学概念之使用
近代国学概念的定义应该可以分为几种。作为一个近代 的文化概念而不是古代教育的设置，“国学”与“西学”相对，是 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 这是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第一种用法。这里的“国”是本国之义， “学”是学术之义。用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的提法，国学可称 “中国独有之学”;用刘师培后来的说法，则可称“中国固有之 学术”;东南大学国学院的提法以国学为“中国原有之学术”。 后来1930 年代王缁尘《国学讲话》称:“国学之名，古无有也， 必国与国对待，始有国家观念，于是始以己国之学术成为国 学。”从历史上看，根据章太炎等人的讲法，国学之提出，是指 中国固有的学术，这个意义的“国学”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一直 都比较流行。
　　1925 年清华国学院成立的时候，吴宓在《研究院缘起》中 表达了对清华国学院的理解，后来又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 趣及经过》中加以强调:“兹所谓国学，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 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吴宓所用的国 学概念，定义了国学的对象和范围，是当时各个国学院所表达 得最清晰的概念。这个定义以学术形态的文化为主，故称“学 术文化”，不包括民俗文化等非学术内容;此外，他重点强调学 术文化的“全体”，意谓不能仅以传统学术文化之一种(如儒家 或道家)代替其全体。至1990 年代初，张岱年先生写《国学丛 书》序的时候，还是讲国学即中国学术，这是流行最广的国学 定义。
　　第二种是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 以国学为“中国传统学术”和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两 种用法的区别在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外延要小于“中国传统 文化”，后者往往无所不包，而前者侧重于学术形态的文化。当 一个概念提出之后，其意义就会不断地扩张，不同的人对之有 不同的意义之使用。在一般的意义上把国学当作传统文化，这 个“传统文化”的意义就比较广泛了，它不仅是学术形态的文 化，还可以将不是学术形态的文化包括在内。不仅是民俗文 化，还有其他各种层次的文化，都被包括在内。这样的“国学” 概念就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了。新文化运动聚焦于中 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所以这种以国学指中国文化的概 念，其使用与当时文化论争的焦点是有关系的。如范百诲讨论 东西文化时就说“国学是什么? 便是东方全部文化的代表”。 当时批评中国文化的人尤其习惯于在这种意义上使用 “国 学”。
　　自然，国学一词在20 世纪初流行开来之后，和任何其他 概念一样，渐渐有不同意义的使用，如以上所说两种是一般所 理解和使用的国学概念。在这两种以外，也多有以“国学”代称 “国学之研究”者。“国学研究”是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 究，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内容，包括哲学、古典学、史学、文学、 宗教、语言、艺术等等。
　　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实际上从晚清以来到1920 年代、 1930 年代，“国学”之使用，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第三个方 面的意义，即“国学”是指一个研究体系，或者一个学术研究体 系。这个学术研究体系不是指一个过去的文化体系，如孔子思 想体系、朱熹的学术体系，而是我们现在研究它们的体系。因 此，在这个意义上，国学就不是 一个具有时间性的概念。如认 为晚清以前的学术是国学，这 就是把国学理解为在时间范围 意义上的传统学术，用时间界 限来划分国学的范围。1920 年 代的国学概念则更是一个学术 类型的概念，指对中国文化的 一种研究体系。
　　比如，最典型的就是胡适 的观念。胡适主张 “研究这一 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 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这个 历史文化的学问不是指古人对 过去的研究，而特别以指近代 以来我们对过去历史文化的一 种研究。胡适在北大国学门刊 物《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说 “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缩写”。什 么是国故学呢? 他说:“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这是国故; 研究这一切过去文化历史的学问，是国故学，简称国学。”这个 讲法来自毛子水。毛子水在1919 年写的《关于国故和科学的 精神》里面提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 过去的历史”，“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叫国 故学”。胡适加了一句，说“国故学”缩写、简称、省称就叫国学。 就国学这一语词的历史来讲，胡适的说法并不合乎实际，并非 先有一个“国故学”流行，然后大家省称、简称，才有了国学的 概念，语词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胡适的这一个说法，显 示出国学的第三种意义，即国学是研究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 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学的概念就是一个学问体系的概念，就是 指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体系。
　　这种用法在1920 年代以后广泛流行，也渗透在学者的日 常语言之中。比如当时国学名家黄侃是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 谈到黄侃时赞叹地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这个“国学” 的概念不是指它的对象即传统文化、传统学术，而是指对其的 研究。林语堂说:“科学的国学是我们此去治学的目标。”他所 说的国学也不是就它的对象讲的。顾颉刚认为国学就是“用科 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这也是说 国学是我们现代人研究过去中国历史材料的一个系统，这样 的讲法就是以国学为一个研究的系统。顾颉刚还说:“国学是 科学中的一部分。”这个科学就是一个研究的系统概念。毛子 水在1930 年代的时候回顾这段整理国故的历史，表扬胡适为 《国学季刊》所写的《发刊宣言》，认为“民国十二年以后国内的 ‘国学’所以能有一点成绩，这篇文章的力量不少”。他所说的 “国内的国学之所以有成绩”这句话中的“国学”，不是指作为 研究对象的国学，而是指“国学的研究”这个体系。所以这第三 个意义的国学就是指国学研究。
　　另外，就外延来讲，因为国学同时已经开始作为一个学科 的意义出现，在1922 年北大成立国学研究所的时候，开始招 收研究生。北大国学研究所筹备时的《研究所简章》为国学门 所规定的范围，就是“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 知识者属之”。这是确定国学的范围，即国学不仅仅指文学，也 不是仅仅指历史或哲学，只要是研究其中之一种，都属于国学 的范围。1925 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研究院章程》也规定 “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
　　近代国学研究的发展与体系
在辛亥革命之前，北大导师多为桐城派。辛亥革命后，在 严复主导时期，北京大学文科引入一批新学者，这些学者大部 分是章太炎的门人，他们代替桐城派成为北大文史哲教育的 主流。在20 年代，北大成立国学研究所，这些学者是研究所的 主导力量。进入民国后的一个时期，章太炎一时成为学界最高 权威，而北大文科以训诂、音韵、文字考据为真正的学问，也是 受其影响。
　　1917 年，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引入胡适、刘文典等 人，大兴新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虽然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有 较大的社会名望，但是在北大文科内部，太炎门人始终处于优 势地位。胡适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北大文科的这一特点，故努力 与太炎弟子们维持良好关系。胡适的首部著作《中国哲学史大 纲》提到“汉学为主”，其中就包涵了跟太炎先生门人调和关系 的意蕴。
　　1922 年1 月，北大宣布成立北大国学门，蔡元培任所长， 沈兼士连续担任国学门主任（1922 年—1927 年）。与清华国学 研究院重视培养研究生不同，北大国学门从1922 年至1927 年，共招研究生46 人，其中只有10 人提交了毕业论文。显然， 国学门的重点不在培养研究生，而在于“三室五会”的活动。其 “五会”中的歌谣研究会成立最早，在全国推动了一场歌谣运 动。风俗调查会与歌谣研究会互动密切，由风俗调查会而推动 方言研究会，广泛开展方言调查。北大国学门这种偏重民俗、 歌谣的倾向，无疑是受到新文化运动及其文化观念的影响。 1926 年，沈兼士在检讨北大国学门工作时也指出，国学门“关 于研究方面尚未能充分进行”。而清华国学研究院在1925 年 至1929 年之间，提交了70 多份论文，其中有40 多人成为中 国国学研究的大家。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国学发展变化中， 北大和清华代表了国学研究发展的不同方向。
　　回顾近代国学研究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晚清至20 年 代末期，这个阶段在学问方法上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训诂 学，在观念上导入一些近代的文化意识。如按照古人的传统观 点，经学是最重要的，但清代的学术观念已经开始慢慢变化， 到了晚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国学研究体系一方面继承了 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其研究意识已具 有近代观念，认为经学和子学处于平等地位。他们的研究不再 突出“经”，而比较强调“子”，并且对孔子有所批评。这些都体 现出了近代文化的意识，即把经学的地位降低，把孔子的地位 与诸子拉平。这是从晚清开始到民国初年，当时的国学作为研 究体系的基本形态。
　　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以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为特色。 在新文化运动倡扬“科学与民主”的影响下，不仅胡适特别强 调科学方法的意义，其他人(如毛子水)也都非常重视科学方 法。实际上，“科学方法”作为一般提法已经成为当时学界的共 识，而如何理解科学方法则主张有异。这个时期提倡的所谓 “科学方法”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考据学、训诂学方法其实是 有所不同的，有了一些新的分析和处理方法，特别是从西方学 术而来的一些方法如实验主义、实证方法。除此之外，疑古、辨 伪的意识也是这一阶段国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疑古辨伪”思 潮与当时整个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怀疑有关。在新文化 运动的示范下，人们对中国古史、经书、史料提出了很多怀疑， 这种怀疑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史学的发展。相比第一 阶段，第二阶段在各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此阶段 的国学研究也有缺点，即“启蒙”的意识过强，“科学”的整理不 足。
　　第三阶段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突出代表，借用一个较有 争议的概念来讲就是“汉学化的国学”，这个汉学指的是世界 汉学（ Sinology），即世界化的汉学，跟世界学术的中国研究接 轨、合流的新的国学体系。例如王国维实践的、由陈寅恪所提 出的“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把外来的观念 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把异国的故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 补正”三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说与当时法国和日本的汉学、 中国学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因此，陈寅恪先生特别注重利用 东方的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和新的知识方法来研究中国文 化。当时的欧洲人和日本人皆利用这种方法对中国古学做了 新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 能在科学整理国故上作出成绩，就在于它对国学的理解包含 了西方学术的范围。
　　关于“新国学”的概念，很多学者认为整理国故运动是新 国学的源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国学就是国故 学的缩写”。可见，新国学的概念在1920 年代已经登场，新国 学就是指1920 年代我国学者在国学研究新的发展，同时也是 指作为一个研究体系的国学，在当时的新的发展形态和新方 法的进步。提及对国学的理解，很多人停留在对章太炎所代表 的第一阶段的“国学”的理解，这并不正确，因为国学是不断发 展进步的。
　　在“新国学”的运动中，国学家的文化观和学术成就之间 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国学家的文化观对国学研究的重要性，在 如今看来十分显著。北大国学研究所(包括胡适)之所以在国 学研究上没有取得最好的成绩，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观所产 生的影响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主导倾向是批判传统文化、反传 统文化，这在当时虽有其必要性，却对学术产生了消极影响， 使学者们不能理直气壮地研究中国文化，没有文化观的支持。 整理国故运动原本能走向卓越的学术研究道路，收获较多学 术成果，但其一开始就受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影响，认为国学 研究意义不大，更激烈者如陈独秀，甚至认为整理国故就是在 大粪里面找香水，所以在此背景下，国学研究发展缓慢。清华 国学院的创始人吴宓，是学衡派的主要领导者，他倡导“昌明 国粹，融化新知”，主张东西融合，没有任何文化的自卑感。清 华国学院的几位导师也没有激进文化观的束缚，梁启超正视 东西融合，王国维突出兼通东西文化重要性，陈寅恪强调不忘 民族本位，因此清华国学院的国学研究成果颇丰。近代文化史 的经验给我们一个启示———国学研究需要恰当的文化观的支 持并引进新的研究方法。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人：徐晖 李阳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