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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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文英


方克立
  文英兄,你走了3天啦,学生们和家人一直好意地瞒着我。昨天从外地一个朋友的电话中才偶然得悉噩耗,我惊奇地问:“给谁发唁电?”他对我不知道这一消息也感到意外,直说“大意失言”,表示“不该”!
  我们真是难兄难弟,去年春天几乎同时住进了京津的医院,先后动了手术。昭仪、田玉和学生们大概是商量好了:不让我到天津去看你,也不让我们互通电话,大家都不在我们面前转告彼此的病情。去年你还打算参加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会,我一直以为情况还比较乐观,没想到无情的病魔给你留下的时间竟是这么短暂!
  12年前我把你从兰州大学请到南开来,接了我的那一摊工作,主持中国哲学学科,我才能放心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你是不是因为这些年工作太辛苦、太操劳才累倒了?我心里一直感到歉疚并自责。后来听田玉和朋友们说,你来天津后总的来说条件有所改善,环境也逐渐适应了,能专心做学问、带研究生,也有了更大的学术活动空间,心情是舒畅的。我这才觉得稍稍宽慰一些。我们这代人身体底子不好,与少年时代吃过苦,以后又长期各方面压力较大很有关系,而我们这些人往往又不善于保护自己,等得了病再吃后悔药就已经来不及了。这是我们留给后来人的沉痛教训。
  从南开大学中国哲学学科来说,12年前能把你请来真是莫大的幸运!“文革”前是温公颐先生在系里开这门课。我在“文革”期间调来,1982年建立了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点,1986年建成博士点,1993年被评为天津市高等学校首批重点学科,为其进一步发展搭建了一个较有利的平台。但在1994年初我调离之时,一批青年学者还没有成长起来,你适时来到南开,使该学科又有了主心骨。这10年真是太烦劳你了,成绩也有目共睹。除了你的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奖,为南开争了光之外,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方面,也做了十分出色的工作。你主持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史学料学》两部教材,与早先出版的《中国哲学名著选读》等教材一起,使南开大学中国哲学学科有了较完整的教材体系。10年来你培养了近20名博士,指导出了《有无之辨——魏晋玄学再解读》(康中乾著)这样享有全国性盛誉的优秀博士论文,这些都是你为该学科发展立下的永远的丰碑。
  从人大同窗时算起,我们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我是休学后才插进你们班的,上学时与你的交往其实并不多,只知道你是班里最用功的同学之一,各门功课考试成绩全优。我们之间真正互相有所了解还是后来在学术上的交往。你远在兰州,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读到你关于屈原《天问》的一篇文章,考辨深入,论析精详,新意迭出,我才惊异地发现同行老同学中还有这么一个优秀人才。以后你陆续寄给我《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意识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两本书,与我那个时期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在治学思路上十分接近,都是从中国哲学的问题、范畴着手,梳理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力图总结理论思维的规律和经验教训。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推动国内的范畴研究方面共同做了一些事情。以后我的主要精力转向现代新儒学研究和现当代哲学与文化研究,而你却在意识理论、梦的研究、原始思维和精神哲学研究方面继续深入开掘而有大成,我为你在科研课题立项和成果评奖中也尽了一点促成之力。90年代初,我们在通信中曾讨论过中国哲学史教学内容改革的问题,有意共同主编一本以中国哲学问题为纲,而以大时段(先秦、汉唐、宋元明清、近代)分别论述其发展演进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后来虽然调到了一起,却因错失机缘而终于未能实施这一计划。你率领教研室同仁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还是只能大体上适应这门课程传统教学方式的需要,可见改革教学内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过去人们常常议论:人大哲学系毕业生的强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北大哲学系毕业生的优势在中外哲学史。你确实有人大毕业生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到兰州大学还教过10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主编过甘肃本《简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你后来转到中国哲学史学科来,最大的优势就是理论功底好,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有很强的理论思维和分析能力,善于运用中国哲学史的丰富资料,去探索人类意识和精神文化产生的秘密,作出了中国人特有的理论贡献。你的成功确实应了这句话:只有优秀的哲学家才能成为第一流的哲学史家。我们这一代哲学史工作者都为你的卓越成就而感到骄傲!人大和北大培养人才的基本经验都是要注意史论结合、中西马结合,现在哲学人才培养主体多元化了,所有培养单位都要重视这条基本经验。
  文英兄,你走得实在太早了!你还有一些重要的研究计划没有完成,学生们也期盼着从你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中国哲学界更对你寄予着厚望。你的离去是中国哲学界的重大损失,更是南开大学中国哲学学科不可弥补的损失!好在一批青年学者已在你的指导、帮助下成长起来,他们已经能够承担起本学科教学与科研的重任。你交待给我的任务——帮你带完最后一个博士生,我一定会勉力去做,不会叫你失望的。人生苦短,你已经为事业、为国家、为学校、为青年学子、为家庭贡献得很多很多,后来者一定会十分珍惜你留下的精神遗产,去做好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你放心地走吧,文英兄!
  哲人其萎,志业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