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学生记者 李杜 陈嘉鹏 定世豪）9月21日，53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二十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经济学者汇集我校，参加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与我校经济学院主办的“首届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研讨会”。这也是经济学院献礼65周年校庆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在一天的会期里，专家学者们围绕民国时期的西方经济思想本土传播，民国时期的金融、财政、税务、保险、资产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热烈研讨。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最伟大的时代！”我校经济学院院长邹进文教授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巨大，工业化与市场化取得长足进步，增长速度世界少有。教育、科技，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治理机制迄今难以企及。民国经济思想史为当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研究的一块“富矿”。他在大会主题发言中介绍了凯恩斯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指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凯恩斯经济思想就开始传入中国，到40年代凯恩斯理论在中国已盛极一时，他从就业理论、货币理论、财政理论及凯恩斯经济思想与其他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比较等方面系统研究了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传播与运用。
　　我校经济史研究中心赵德馨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解决经济问题方法的集成，经济思想史是智慧之学。”赵德馨表达了对当下中国贫富不均问题的关注，他认为中国历史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有两条路：“劫富济贫”与“节富助贫”。后者即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他建议学者可以对此作深入探讨，为当前中国解决贫富不均提供借鉴。
　　天津财经大学的李伟光教授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财政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民国时期开启了财政社会学之端绪，对于构建中国现代财政社会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特别关注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过程中的道德建设，他认为西方近代经济学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有基督教伦理作为道德基础，因而资本的逐利行为受到一定的约束。而中国近代在引入西方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儒家伦理没有得到继承，而西方基督教伦理又没有在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孔子死了，基督没来”，导致中国近代信用的缺失，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教授介绍了民国时期会计师对查账问题的认识。“查账者与被查账者的关系如何演绎是非常有门道的”。他认为当时的“账房先生”与现在的会计师都是以执业行为维护财务信用，具有共通点，系统研究民国时期会计师的执业思想对目前形象不好的会计行业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陈长蘅的人口思想并非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照搬。”复旦大学孙大权副教授提出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人口学家，陈长蘅的人口节制主义针对中国国情展开，对中国当下的人口理论的发展与人口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遗产税在民国时期就完成了向现代化转变。”上海师范大学的夏国祥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税制改革应该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借鉴民国遗产税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条件，适时推出遗产税。
　　针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公债整理问题，刘杰和马长伟两位博士分别给出自己的看法。刘杰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来考察民国时期三次公债整理；马长伟则采用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研究。马博士认为，这三次公债整理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理性的一面。由于各种原因，公债整理逐步陷入了路径依赖的困境。这对当下提供了很好的的教训。
　　“中日提携与亲善不能按照传统的思维理解。”华中师大付海晏教授系统考察了民国时期日本人的中日亲善理论。他分析了当时一百余位日本政界、商界、学界知名人士对中日关系的看法，认为日本精英们对如何促进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建议，对当下中国经济建设仍具有极大的意义。
　　“商会办学并非是积极主动，而是形势所趋。”同样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张世慧博士对商会办学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她通过数据证明，商会学校的学费收入占了学校收入的很大比重。但他认为商会办学客观上有着重要意义，“商会学校的很多教授毕业于知名学府，因此其师资力量非常雄厚。”与此同时，商会学校也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办学制度，包括先进的教学模式、学生考核制度等。
　　正如邹进文教授在开幕式中所指出的：“在内战的烟云消散60多年的今天，在改革开放启动30多年的当下，我们应该更加理性、更加全面深入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本次研讨会秉承学术自由的理念，对推动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