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厢赵薇在我校开机拍摄的《致青春》正在热映，这边厢我校的不少50岁左右的老师也在轰轰烈烈地 “致青春”，这都缘于学校最近收到一位老辅导员捐给校史馆的35年前的学生名册。
　　1978级八个班同学的黑白照片整齐地排列在十几页发黄的纸张上，每张年轻的脸庞下都标注着名字，其中不少人对于现在的南医大师生来说并不陌生：陈亦江，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周亚夫，南医大党委副书记；达建，南医大第一临床医学院党委书记；丁炯，南医大人体解剖学系主任；张峰，省人民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医师……这本名册的主人叫胡伍友，今年72岁，1978年他从部队转业来到当时的南京医学院担任辅导员。
　　致同学：学习是生活的全部78级是文革后的第二届，当年的招生人数为311人。“同学年龄从18岁到30岁都有，既有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校党委副书记周亚夫回忆说，因为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所以年龄差异大，地域跨度大，男女比例差距大。
　　1978年，达建20岁，他现任南医大第一临床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在上大学之前，他在家乡的小旅馆当了3年的服务员。
　　他回忆，那时候的同学们真可谓是“人人争当学霸”———上课时，大家都尽可能地抢前排座位；课余时间，图书馆和教室就坐得满满当当；晚自习时间，教学楼灯火通明。熄灯以后，很多人都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继续看书。临考前，校园里常有三三两两的“对子”，那是由班级里的同学组成的相互提问学习互助档，老老小小的，边走边学习。
　　“这都是真的！不是电影里的情节。大家都渴望太久了，好不容易等来这个踏入大学校门的机会，真心想学习。”
　　最让达建印象深刻的，是班上有位凌同学的背英文的方法：拿着新英汉字典，背一页就撕一页，因为他说，记住了，就该把那页扔掉。“我们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大学五年，我们是全身心投入学习的。”致老师：感谢你们倾囊相授“文革结束后，学校的老师们也是压抑了十年，面对学生，他们都恨不得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都倾囊相授。”周亚夫谈起当年的专业课老师，记忆犹新。学校传染科的老师说过一个精彩的病例：有一次医院收治了一个持续发热的病人，查不出原因。主任查房时跟病人一交流，把旁边的医生说了一通：“你们现在连结核病都不会看了，这个病人看着像林黛玉的脸，肯定是结核病。”后来一查，果然是脊柱结核。这位医生没有给病人进行常规检查，光是根据“林黛玉的脸”这一特点就做出判断。
　　“高热睑红酒醉貌，头痛腰痛像感冒，皮肤黏膜出血点，恶性呕吐蛋白尿。———30多年前，我的传染课老师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这就是流行性出血热的特点，他说，记住这四句话，你就会看这种病了。”
　　“红肿渗液用湿敷，渗液不多用油糊，干燥红斑霜粉洗，苔癣样变酊霜膏。———这是我大四的时候，皮肤科的朱老师教给我的。”
　　“他们的业务水平、教学态度和敬业精神，始终影响着我。一个好老师教给学生的东西，就是让他一下子能够记住。”致辅导员：胡老师当年很帅78级的同学们第一次见到胡老师，是入学之初开年级大会。“他的身上带有军人气息，穿一身旧军装，人很帅。不过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我们常在背后拿他的口音开玩笑。”给同学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胡老师的严格要求———接近军事化的管理，早上出操半小时，上午安排课间操，一周一次晚点名，周三下午政治学习，晚点名的时候同学们讲讲一周的学习生活情况。
　　胡老师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载着311位学生的学习、家庭情况。他至今仍记得几个班干部的名字，哪位同学爱迟到逃课，哪位同学偷偷谈了恋爱，哪位同学受到过处分。他一直还记得班上的党洁清同学，“这个女学生个子高挑，长得很漂亮，体育场上标枪比赛得第一，和同学们关系很好，学习刻苦，品学兼优，没想到得了胰腺癌，太可惜了！”党洁清这位曾经获得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的学生是我校历史上第一位把遗体捐献母校的医学生，“她热爱医学事业，受到了老师学校的关爱，想回报母校，为医学事业出一份力。”
　　胡伍友用“又当爹又当妈”来形容当时的自己。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教学资源短缺，宿舍不够，就将图书室改作宿舍，一间房间竟也睡得下上百人。
　　“那时候很多人都穿着带补丁的裤子、袜子，发型用今天的眼光看来简直是土得掉渣。一条裤子穿很久。没有皮鞋，通常就是布鞋和球鞋，有些老三届的同学常常用豆腐就着下饭。”一位当年的学生说，“所以胡老师常常为我们争取助学金。”
　　胡老师手头有本花名册，最右边是一栏“家庭经济状况”。能看到他当年记下的“全家四人收入共290元”、“弟读中学，每月补贴外祖母10元，双甲级助学金”、“父60元，母25元，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均未工作”、“丙级助学金”等字样。
　　“即使穷，也都挺过来了。而且现在想来不觉得苦。”达建说，他班上39个同学，除了当年的老三届已退休，其他人都担任着省内各大医院临床一线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