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锐顾杰宋汶倩祖枫编者按：芦山地震，举国悲恸。在重新看待这次地震救援时，新晋出现并普及于我们生活的微博等新媒体成为了救援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如央视网新媒体观察的文章标题所言“从汶川到雅安，平民科技改变救灾”，微博通过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为“网络寻人”等提供着方便与温暖。但同时，“微博谣言”等问题浮出水面，新媒体的负面影响也令人心寒。关于新媒体的“温度”，本报记者对微博在此次地震中的作用进行了观察与思考，并请我校老师从大数据、网络舆情以及新媒体背后的人性等问题进行了专业解读。
　　近年来，“大数据”一词被越来越多的提及，人们用它来描述和定义在信息时代因信息爆炸而产生的海量数据。社交媒体的存在无疑为大数据的产生提供了便利平台。在这次芦山地震的信息传递过程中，社交媒体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本报记者就“大数据时代的社交媒体在芦山地震中的角色转换”与电视与新闻学院传播学（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方向）沈浩老师进行了深度交流。
　　在芦山地震后短短几天内，社交网络，以新浪微博为例，无论是普通用户、认证用户还是机构都在传递各种各样的关于地震的消息。但其中的信息真假难辨，比如西南交大在余震中要求学生继续考试，救灾军车悬崖坠毁，地震跳伞求生等等，都是后来被证伪的消息。
　　的确，大灾来临，人们的关注点集中，不排除会有虚假的炒作发生。沈老师表示，对于不同的群体，有关地震的消息对他们的意义各有不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看待各类地震消息是抱着接受新闻的心态，铺天盖地的地震消息对他们可能会造成信息过载；但是对于搜救人员来说，可能还会觉得信息不够用，更不用说信息过载的问题了。
　　沈老师进一步解释说，在此次地震的救援行动中，微博发挥了极其积极的作用，从搜救情况的报道，到救灾物资的运输，甚至是通往灾区的道路情况，都在微博上有及时详细的消息呈现，这无疑使得整个救灾行动更透明更有效率。
　　通过微博，除了可以快速报道灾情，还可以通过对雅安地区所发的微博进行搜集整理，听到灾区民众最真实的声音，了解到他们最需要得到的帮助。类似的有“雅安之声”，这是一个通过抓取雅安当地民众微博以了解居民需要，帮助寻人的微博平台。可惜的是平台推出的时间已在地震后72小时，最佳数据抓取时间已过，但这无疑为今后的救灾工作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手段。
　　设想一下，这次地震中有幸存者被埋在废墟下，身边正好有一台能够发微博、有信号的手机，那么他发一条求救微博并对自己的位置进行定位，微博数据员就能将他的求救信息进行抓取，并反馈给一线救援队具体位置。这样可以使救援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亦能为废墟下的人争取到更多的生还希望。沈老师建议，微博可以推出类似于“##”形式（“##”表示微博话题，相当于对信息进行贴标签归类）的搜救信号，即求助者发一条带有标签的定位微博，通过抓取消息展开救援。同样，不仅仅在地震中，在平时生活中的危险状况也可以借鉴这样的“微博搜救”方式。
　　在这个及时共享、海量信息的大数据时代，社交媒体既可以传播新闻，亦可以协助搜救等。芦山地震中微博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无疑为日后的危机应对提供了新思路，但如何更好地在当代利用社交媒体的不同角色造福社会，还有一段长路要慢慢摸索。
　　自“郭美美事件”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就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这场2011年发生的网络事件几乎成为了红会的“阿克琉斯之踵”。尽管事件已过去两年，但它给红会造成的信任危机仍未消散。根据红会4月21日所发的微博，当时收到社会捐款累计约500万元，可同时在壹基金所发的微博中：“截至4月20日24:00……善款总额超过1200万。”对比之下，红会被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网络舆情与其正确应对正是“网络舆情”让红会痛苦不堪———这种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关于某事件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形成了一堵极有压迫力的巨大高墙。网络舆论的攻击通常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组织本身的问题，作为非盈利机构的红会没有做到透明公开；另外，对网络舆情的应对不当也扩大了舆论效应。对此，记者采访了我校广告学院杨懿老师。
　　杨懿老师认为，网络舆情已成为社会民意一个重要的反映，但大部分机构才刚刚开始审视它的作用。“网络带来了巨大的信息源增长，但同时也使信息的辨别难度变得非常大，社会事实与公众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媒介拟态环境，换句话说，真实与你之间始终隔着媒体这层玻璃。”谈及红会的危机，杨懿老师说，“红会在网络舆情指责下的应对不得当，彻底打断了公众的信任链条。”
　　难辨真伪的“信息流瀑”
　　对于公共形象的影响只是网络舆情的一方面，在芦山地震中，自媒体时代的“信息流瀑”让人越来越对网络信息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所谓信息流瀑，简单地说，就是一旦有人相信并传播谣言，接着相信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形成瀑布一般的强劲态势，进一步巩固了谣言的力量。对此，杨懿老师谈到，在地震等灾害事件中，救人永远是第一位，因此，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更为重要。
　　网络舆情的信息源之多也让人把它当做了一个信息“市场”。“市场”里的“货物”良莠不齐，只要它看上去是“好货物”就能被快速流通。这正是我们在新浪微博和人人网等平台上看到很多事后被证伪的消息的原因，比如这条：
　　“帮忙转发一下，一位叫徐敬的女孩，请速回雅安水城县人民医院，妈妈伤的很严重，想见她最后一面，爸爸号码：15193383486，爱心接力，好人有好报。”
　　这是一条事后被证伪的微博，当然不是好的“货物”。从理论上讲，这只是简单地利用了人的道德压力，因为人们对于地震的高关注度和对受灾群众的热切关心，使得转发这条信息变成了一种默认的行为，进而形成了大规模传播。类似的，当我们在地震当天打开微博，也会发现一切都被同样形式的信息“刷屏”了，同样黑白的头像，同样转发的内容，尽管后来有人撰文批其为“廉价的道德”、“鼠标一点的爱心”，是形式主义的盲从。但这也是网络舆情的一方面。
　　芦山地震中发生的一切，证明了就算是在以“自由开放”著称的网络空间中，也可能需要一种制度的力量来杜绝谣言的产生与传播，需要像红会等公共机构们更加仔细打量一下一条小小的微博。因为，在灾难等大事件前，信息的放大可能比原来来得更迅猛，也更容易把每个个体拖向舆论的中心。
　　新媒体终究只是工具，记者在观察中发现，其背后是人性与情感的复杂交织，而我们对这些感情因素往往缺乏学理性的分析。为此，记者采访了我校政治与法律学院社会学系谢进川副教授，对那些隐藏的善恶进行了探讨。
　　个人与群体的非理性当人们回忆起芦山地震当天的情况时，还是会惊叹于微博的迅速反应。有媒体称，地震仅53秒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就发出了有关地震的第一条微博。当天下午，大部分微博用户的首页都被地震信息占据。一时间，所有人都有了“地震关注者”的身份。
　　但事后我们发现，铺天盖地的微博还是传递出了错误信息，即这次地震似乎非常严重。谢教授认为，从传播的角度来讲，微博作为新媒体的代表，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人传播。这意味着对某一事件，尤其是公共性事件来说，信息源会特别多，往往会导致一段时间内信息集中迸发的现象。从新闻特性角度来看，灾难性事件更容易进行传播，人们在部分群体中营造强势介入关注的气氛，同时无数的转发又加剧了地震信息的迅猛增长。
　　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当有人发布与地震无关信息时，往往会受到指责和攻击。谢教授认为，当大家沉浸在地震悲痛中的时候，传播戏谑式的评论或内容确实不妥，被人指责很正常。但当人们无视传播内容进行无理指责时，便是“妄图用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去主宰他人的思想和情绪”。当这类人群形成一个带有倾向的网络传播群体时，便会试图主导别人，表现为容易走极端，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存在———“有一种自身主导事件的观念和心理优势。”
　　私人传播和公共责任关于红会遭遇网友让其“滚”的尴尬境遇，谢教授从传播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传播学中有一个权威性的概念，“郭美美事件”已经对红会的权威性造成了很大损害，公众已无法对其恢复完全的信任。谢教授强调说，微博的交往和生活中的交往有相似之处。当两者之间产生不信任感时，无论对方说什么另一方都无法再认真倾听。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网民情绪化的心态。“滚”是一种很严重的情绪表达，但网友似乎已习惯了这种表达，没有认真想过这种情绪发泄并不能直击问题本身，提供解决途径。
　　谢教授认为，网民通常把微博当成私人传播渠道，忽视了其应承担的公共责任。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恰恰是一些我们称之为“公知”（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地震发生后，他们利用自身传播优势进行救灾动员，甚至深入灾区，对救援工作、民众心理提出了意见建议甚至质疑，对问题的最终解决起到了推动作用。“公共”二字，便意味着他们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担当。
　　谢教授总结道，微博作为一个低门槛的平台，更利于信息的传播。但通常使用微博这个工具的人们，却缺乏一种公众意识———对自己的传播内容负责的态度。微博上的公知们，作为“意见领袖”具有传播优势，对于公共意识的引导，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编后：工具是有温度的，不论是为社会输送着正能量的责任感、温情、信任还是让人不快的谩骂、攻击、疯狂、诈骗，这一切互相交织，共同隐藏于新媒体的背后。在这些词汇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人类感情。我们期待，在一次次网络事件爆发和平息的过程中，网民、媒体以及各界组织对微博这个工具的使用能更加成熟、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