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禾，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美裔华人，在中国生活了十年，专注于探察社会经济转型如何改变制度和个人的故事。她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也是《纽约客》、《国家地理》等媒体的撰稿人。
刘苏里，生于1960年，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1993年，创办北京“文化地标”北京万圣书园，刘苏里的另一个身份是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李申，《第一财经周刊》记者，曾卧底淮安富士康深度调查采访，写下深度调查报道《在富士康》。
4月9日，朝阳大悦城单向街书店，在距读者见面会还有半个小时时，店内已经排起了两条长队，使本来就不宽裕的空间更显狭窄。他们都是为《打工女孩》而来。
在东莞跟随女工生活、采访三年后，张彤禾于2008年写成《打工女孩》一书。2013年3月该书中文译本出版，出版社原本打算将书名译为《打工妹》，但是张彤禾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她们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打工妹’，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叫她们呢？”出去，就是改变命运“有什么值得如此骄傲，是的，我们没什么值得骄傲，我们是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打工者”这是书中主人公伍春明日记里的一段话。
伍春明是《打工女孩》中的主人公之一，她第一次来东莞是1998年，那时才18岁的她第一个工作是在博通流水线上，一个月挣一百块。进城不久春明开始写日记，在日记本扉页上她留下了几个字———“献给我自己”。
书中，张彤禾这样阐述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原因。
“出去”，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定义他们的流动生活。“在家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新一代农民工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外出的动机也更多是因为对城市机会的追求，而不是受农村贫困所迫。是自尊，而不是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你的命运。
写这本书之前，张彤禾已经在很多媒体上看到关于中国工厂条件恶劣的报道了，包括她所就职的《华尔街日报》。“他们倾向于将外出打工描绘成一种绝望的行动，工人们所得寥寥，我怀疑事情不止于此，也许情况并不是那么黑白分明。”张彤禾想听听中国打工者内心的声音，他们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
“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最多，或许失去也最多。”有一个打工女孩告诉张彤禾一句村里的老话，“一辈子不用出远门就是好命。”但是她说最近这些年，出去的人不但很多，而且干得很好，现在是“走的离家越远就越光彩”。“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2004年，张彤禾前往东莞。“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书中张彤禾不止一次提及这句话。想长期与两个打工女孩保持联系，并非那么简单。
来到东莞的第二天，张彤禾遇到两个16岁女孩，永霞和大丽，她们留下了彼此的联系方式。两个星期后，张彤禾再次来到东莞，在约定好的广场上等她们。可她们直到最后也未出现。
“我知道，一旦我离开广场，她们对我来说就永远消失了。”张彤禾想她们也许要加班，也许是因为不信任，也许是忘了，也许她们已经加入了失踪人员的行列。“在中国最杂乱的新兴城市里四处游荡，没有大人陪着，她们是各种坏人的猎物。”
工厂女孩普遍有着很强的流动性，她们总是计划着跳槽，换一个工作。主要流动原因是对当前工作不满意，“她们的选择很多，她们也很好奇，也很喜欢接触新鲜事物。”手机是农民工买的第一样大件，“大家如此频繁地跳槽，在这个永远都在变动的世界里，手机就是磁北，是把一个人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东西。”“对知识分子的讨论我真的没有太多耐性”
“我说得比较不客气，但是我觉得对于知识分子的讨论我真的没有太多的耐性。”张彤禾以此来回应大家的质疑。
3年多的采访与观察，张彤禾记录她所见到的中国农民工的现状，“很多人对他们有太多先入为主的看法，我觉得当记者就是我可以看到他的生活，然后写出自己的观察。”
在张彤禾看来，敏勇气与韧性兼顾，春明则始终在追寻幸福和生命的意义。敏会去参加电脑培训班，而春明喜欢看书，热衷于学习英语。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质疑像春明和敏这样有精神自觉意识的农民工只是少数，他说自己曾经在学校推行过一个读书计划，说服学校图书馆开放给学校的打工者，但是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在东莞，学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工厂旁边都是电脑学校和英语学校，这些商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农民工想要学习。”
张彤禾认为进城不仅给农民工带来了收入的提高，而且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和机会，“所有以前关着的门窗，现在都打开了。”
“要问他们现在过得幸不幸福、好不好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张彤禾认为可以判断的标准之一是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回到农村，“他们并不愿意，你们也可以问问自己幸福吗，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幸福，因为你一旦达到了一个目标，就会有另一个目标，很少有人会满足，他们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