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王震将军回校视察并与校领导合影
40周年校庆和50周年校庆，笔者均在党委宣传部工作，比较深入地参与了校庆筹备工作，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我最深感受的是，校庆不仅是集中展示办学成就、加强学校与校友及社会各界联系的平台，同时也是推进学校文化建设、梳理学校文化记忆的重要契机。
40周年校庆，学校编写出版了反映我校教师干部和校友事迹的报告文学集《北疆学府英华录》两卷本。“吐丝卷”收录了包括王震老校长在内的30位教师干部，最年轻的当属35岁的工程学院院长汪春教授。“反哺卷”收录了30多位工作在垦区内外的校友，也包括现任学校党委书记、时任创业农场场长的李佐同。
原先的校庆筹备工作计划中并没有这部报告文学集，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周玉玲首先提出这个动议。1997年1月，我们在部门内部进行讨论，迅速达成一致意见。这个想法也得到了龚玉丹书记等学校领导的积极支持。当时我们都很兴奋，一是因为这样的事我校从来没有做过，具有创新性；二是因为这部报告文学集既有档案价值又有文化价值，想必会得到师生和校友的认可。
由于时间和人手有限，“反哺卷”采写工作主要借助其所在单位的力量开展，联络事宜则由周玉玲部长独力完成，此外，周玉玲部长亲自采写了3位校友，我采写了1位校友。“吐丝卷”的采写工作则由周玉玲、傅金柱、张尧天、冯学民、林雁秋、林涛、姜继为、马广原和我等人分工承担。从提出动议到最终编印成书，用时整整一年半，我们付出了极大精力，虽然很辛苦，但内心很充实。
40周年校庆时我还承担了编辑画册等工作，但至今仍可翻阅回味的还是这部报告文学集，特别是“吐丝卷”。15年过去了，书中记述的人物有一些已经离开了我们，每当去向他们作最后的告别，我都会想起这本书，我为曾经将他们的人生事迹永久存留下来而深感欣慰。
50周年校庆是学校迁入大庆后的第一次校庆活动，我有幸主持编写出版了4部校庆丛书《黑土金年轮》和画报《黑土学魂》，摄制了校史纪录片《创业者的旗帜》，尽己所能对学校历史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梳理。加上2003年迁校时主持摄制的两部电视专题片《四十五载故园情》和《三百日夜创业行》，再加上2005年建设的校史陈列馆，目前对学校历史文化的整理已经形成了多项有形的成果。
在展示学校历史文化时，我特别关注人物和事件，哪怕是小人物和小事件。我始终认为，如果没有鲜活人物和生动事件，历史就失去了其本身的魅力，只能束之高阁而难以流传。就如我在回忆文集《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序言中所说：“大学故事是大学历史的注释，它丰富着大学的形象，也传递着大学的神韵与个性。大学故事也是大学的传奇，再简朴的校园也会因为有了这些故事而变得富丽多彩。”
王震将军是我校的旗帜，也是我校最重要的历史文化人物，除了“王震将军是我校第一任校长，后来担任国家副主席”之外，我们必须为师生们提供更丰富、更生动的故事。建校初期，王震将军在学校只留下一张与部分教师干部在校门口的合影，对于学校来说，这张照片的历史文化价值巨大，但长期以来我们都不知道这张照片拍摄于何年何月。
在筹备拍摄校史纪录片《创业者的旗帜》时，我努力从档案资料中去发现与王震将军有关的事件，终于在一份《1962年5月7日上午王震部长来校视察指示纪要》材料中发现了“蛛丝马迹”，这份材料中提到了“王震部长离校前与教师在校门口照像”，这为我们今天讲述这张照片提供了确切的依据。
1990年8月1日，王震将军最后一次回校，留下了一组照片，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与学校领导在宾馆门前的合影。这张照片背后有生动的故事：王震将军执意不肯坐在藤椅上，最后与校领导们站着合了影。这个情节在当年的《校庆简报》上以“校庆花絮”进行了记载，后来的相关纪念文章也有所提及，但没有人提起当时王震将军说了什么话。拍摄《创业者的旗帜》时，我们专门请王殿林校长回忆了这一情节，王殿林校长讲得很生动：“咱们学校的领导希望跟王老合个影。给王老准备了一个藤椅，他就不坐，他用他那个文明棍把那个藤椅扒拉一边去了，他说咱们都是校长，就站着照！”这段采访，再配上合影时的录像画面，这段文化记忆得到了最完美的呈现。
如果说王震将军回校是重要人物的重要事件，那么，“第一枚校徽”就是富有意味的小事件。2006年7月，我意外收到一封校办退休老同志刘翔托人带来的信，诉说自己的生活境况并投给《校报》一篇稿件。回信时我邀请他写些回忆文字，询问他是否有体现学校历史的相关物件，而恰好刘翔就是第一枚校徽制作的经办人。我们专程到哈尔滨去采访刘翔，当老人面对镜头说起全校师生用铜丝、铜扣、铜锁、铜钥匙等凑足6斤铜，才制作了4000枚校徽时，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如今，“第一枚校徽”静静地摆放在校史馆的橱柜中，与它相关的人物和故事也永远地留在了校园中。
人物、物件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故事，构成了一段段珍贵的文化记忆。这些文化记忆一旦建立起来，就成为了学校可以传承的文化财富。学校还要向前走，学校的文化记忆还会不断延伸和积淀。作为学校发展的亲历者和学校文化的创造者，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挖掘和保存学校的文化记忆付出更加自觉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