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梁晓声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在文学创作、思想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贡献卓著，其作品影响了一代中国人。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知青小说创作闻名，后在小说创作、影视剧本创作、随笔写作各方面均成果卓著。代表作品有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浮城》，影视剧《年轮》、《知青》，随笔集《郁闷的中国人》，社会学著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
　　2012年10月13-14日，北京语言大学50周年校庆之际，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北京语言大学联合举办为期两天的“民生与正义：梁晓声创作研讨会”。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国内21个科研、教学单位的60多位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及摘要24篇、梁晓声年谱1份。1场主题发言和4场学术研讨会中共有27位学者对梁晓声创作及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研讨会期间梁晓声先生还与时事评论家、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研究员秦晓鹰先生做了一场对话。闭幕式上梁晓声对学者们的研讨做了回应。
一、评价梁晓声的知青文学
梁晓声知青文学的评价问题是本次会议研讨的重点。这根源于梁晓声作为知青文学作家的文学史定位，也是对前一段时间央视热播电视连续剧《知青》现象的自然反馈。如何评价梁晓声的知青文学，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价其历史反思深度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梁晓声知青文学创作是富有历史反思深度的，但这一深度是否充分却各有不同的看法，从中也显现出学者们历史观之间的差异性。
　　评价梁晓声知青文学创作的反思深度是否充分的关键，是研究者在自身的价值取向中如何回答如下问题：个人的青春记忆、理想追求是否可以与历史的错误、个人与民族的苦难相对剥离开来。
　　路文彬、胡玉伟、车红梅、刘军茹等学者对以上问题做出的是肯定的回答，因而他们倾向于认可梁晓声知青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路文彬认为，固然要反思“文革”的错误，但是不能否定我们自己的那段心灵史，否则就等于否定了我们自身。胡玉伟强调在梁晓声创作中，知青一代人自身的善与“文革”的恶是对立的。他说：“在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中，苦难并没有被遗忘，而是被压抑到潜意识中再经过过滤性抽取升华为一种精神财富。作为‘再教育’运动背景的‘文革’被推到远景。作者试图以此与‘文革’拉开道德上的距离。……在作者笔下，一代人以自己的善和正义与‘文革’的恶进行精神上的较量，‘相信未来’的乐观的历史观使得悲剧最终被正剧化了。”车红梅认为梁晓声小说“充分观照北大荒知青的正面价值”，因而“梁晓声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刘军茹认为《知青》“在温暖的向善的人性体悟及叙事中”为“传达知识分子理念和适应主导意识形态规范之间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桂琳则通过对知青成长书写的类型分析切入，认为不同于现实性成长书写和浪漫型成长书写，梁晓声的知青创作属于反思型成长书写。
　　王春林等学者对上述问题做出的是否定的回答，因而他们倾向于认为梁晓声知青文学反思的深度是有限的。王春林在知青文学视阈中审视梁晓声的新作《知青》，认为“梁晓声在骨子里还是那个充满着理想主义精神的梁晓声，他实际上并没有走出那种‘青春无悔’的知青情结。既然‘青春无悔’，那么，那个特定的知青岁月就容不得轻易否定。这样，如此一种‘青春无悔’理念的存在，自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于梁晓声历史反思精神的消解。”王春林从梁晓声的文学审美理念、梁晓声的情感记忆和电视剧脚本形式三个方面对《知青》的知青英雄主义情结进行了溯源。张志忠、毕光明也认同《知青》是有限度的历史反思的看法。张志忠强调对“文革”反省不够，是一个民族的普遍问题，不是梁晓声一个人的问题。毕光明一方面对长篇小说《知青》的艺术性之不足表示遗憾，认为该小说由于电视剧主旋律要求和大众文化要求的制约，没有体现梁晓声的写作水平；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该小说文本的缝隙中存在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还特别强调应该把知青文学与知青文学运动结合起来考察。程光炜强调知青文学是知青运动的产物，建议对梁晓声及其同代人做口述史。他认为“知青文学不仅是一个文学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梁晓声的创作是将建国后17年的理想主义与80年代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文学，与路遥、柯云路的创作接近，具有史诗性结构。反思学术史，程光炜认为先锋的趣味影响了研究界的评价尺度，造成对知青文学评价不公的状况。陈晓明、吴义勤、杨成志、谭五昌等也都特别强调梁晓声所代表的知青文学的历史承担意识。吴义勤教授认为“梁晓声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维度。”他认为梁晓声“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思想者。”张志忠辨析了现实中的知青哪一部分人会质疑青春无悔，哪一些人会把知青生活变成往后的岁月甘泉。
　　 二、阐释梁晓声为平民代言的创作立场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还对梁晓声为平民代言的创作立场进行了深入阐释。阎纯德强调梁晓声作品是“一个时代的灵魂，和人民贴近。”白烨在与当前网络写作的比较中凸显梁晓声作品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陈晓明把梁晓声界定为“历史记忆的承诺者”、“平民的代言人”、“当下社会的批判者”。他认为，梁晓声是“一个从‘新时期’向‘后新时期’转型的历史空场穿行而过的穿越者。从新时期之初的知青文学，到后新时期的市场批判，梁晓声的同代人都转身离去，只有梁晓声，以笔为旗，始终不渝，呼喊、坚守、承担。因为他的本真，他有真正的仁义之道，他才可以那么爱憎分明，那么不留余地。”他认为梁晓声为平民代言的文学具有自传性和亲历性的特点，因而他为平民代言就不是为自己确立高蹈的姿态，而具有把每一个人当做人的人道情怀、平等心态。陈晓明细致解读了《又是中秋》、《父亲》、《玉顺嫂的股》等作品中的平民情怀。许建辉认为作为作家的梁晓声重点书写的是感性的心灵世界，作为教授的梁晓声所思考的是知识谱系中的理想世界，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晓声关注的是以民生为基础的现实世界。三种身份，指涉三个世界，却共有一个书写、观察、思考的前提———‘城市知识者的平民主义立场’。”
　　 三、关注梁晓声创作的多样性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还强调应该关注梁晓声创作的多样性，并对梁晓声创作的外来思想资源、对梁晓声1990年前后创作的转向、梁晓声创作的理性精神与民生意识、梁晓声创作的爱情书写、梁晓声的荒诞系列作品等问题展开了多维阐释。
　　张志忠强调，梁晓声的创作世界丰富广博，不是知青文学创作这一定位所能涵盖的。路文彬在追问中国小说现代传统的外来资源中揭示梁晓声创作的特点，认为“鲁迅、巴金和沈从文等”作家继承的都是契诃夫的传统，而“梁晓声是个例外”，梁晓声继承的是高尔基的传统。他认为梁晓声“所关注的文学主题以及其中流露出的浓郁人道主义情怀，皆与高尔基有着诸多的共性，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对人类的希望。作家更应关心的是爱和美好，而不是恨与丑恶。”张重岗通过对梁晓声1990年前后完成的 《龙年“1988”》、《’93断想》等非小说类写作和两篇小说《白发卡》、《表弟》的分析，重新触摸梁晓声在那个转折年代的思想感受，同时讨论他以写作进行历史救赎的路径。李春雨着重研讨梁晓声近年的随笔写作，指出大学教授的职业身份影响了梁晓声近年的创作，其激情中越来越多地融入了理性。她认为“历史与现实、理性与焦虑、批判与智慧是认识和理解梁晓声的三个关键词组。”李东芳认为，梁晓声的知青写作中，“自然环境的描写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强大的叙事功能。北大荒自然环境的雄奇和荒蛮既是激情和崇高等品格的象征物，也是将‘苦难’浪漫化和诗意化，将荒谬感意义化的重要载体。此外，知识青年的知识趣味也常常在文本中创造诗意。”张艳梅强调不应该用贴标签的方式把梁晓声写作简单化了。她说梁晓声“就是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一个人而已”，“与其说他主动给自己贴上知青代言人和底层代言人的标签，不如说时代话语绑架了他”。赵文郁借助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对梁晓声1990年代中期创作的三本荒诞现实主义作品《浮城》、《红晕》、《尾巴》进行了细致解读。崔新玲则通过《伊人伊人》中的文本细读，阐释梁晓声后期创作中爱情叙事中的变化因素和不变因素。
　　另外，赵文郁制作的《梁晓声年表》细致、丰富、扎实，不仅列出了梁晓声生活、创作中的重要事件，指出这些事件与当时时代的关系，而且注重发掘这些事件与梁晓声精神发展的内在关系。
　　 四、探讨大学写作课程改革问题
本次与会的一些大学教师还结合梁晓声的教学实践对大学写作课程改革问题展开了研讨。
　　刘晓丽从 “何为写作”、“何为可以教”、“何为不可以教”进入“写作何以能教”这个写作学元问题的内部，探讨写作在什么层面上是可以教的，在什么层面上是不可以教的，并以马正平、李白坚、梁晓声为例，探讨我们如何在可以教的层面上努力，在不可以教的层面上加以引导。她认为“梁晓声教授，以作家特有身份以及对写作问题的敏感，他不仅在技术上指导学生，更是在引导学生的认知力和感受力，在写作素养的意义上提升学生，让学生懂得写作和生活、写作与伦理的关系。”邓程分析了以文学理论为中心、以文学史为骨干、写作和鉴赏可有可无的中文系本科课程体系的弊端，认为“对现行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势在必行。新的课程体系应该以写作和鉴赏为中心，弱化理论的中心地位，削减文学史课时，大量增设写作和各种专题课程。”方守金建议应该以渐进的方式改进大学课程。胡少卿从一份课堂实录和一份中文专业就业访谈出发，探讨大学中文学写作课程的优化问题。他认为文学写作课应着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感受力、创造力，倡导跨越学科界限，帮助学生成为自由独立的个体。
　　 五、对话：第三次领航的展望
2012年10月13日下午，学者们的研讨在北京语言大学会议中心紧张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梁晓声先生与时事评论家秦晓鹰先生在北京语言大学逸夫报告厅进行了一场题为“第三次领航的展望”的对话。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历史走向做出富有深度的阐释和预测，倡导每一个人都自觉做一个自觉追求民主、追求理性、有历史担当意识的公民。200多名校内外师生聆听了这场讲座，并积极进行了现场互动。
　　秦晓鹰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独立、改革开放的第一、二次领航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仍遗留了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解决。民主意识的有待发展、“中等收入陷阱”的矛盾，再加上廉政水平不高、城市化迅速发展造成的管理困难、公共服务问题、生态问题、道德体系问题以及就业问题等等，使得中华民族当前再次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这也就形成了我们对第三次领航的期待。这不仅需要政府的有力管理，也是对我们青年一代的考验。
　　梁晓声说，我们要做一个有公民意识、社会关怀意识和历史承担意识的公民，尤其在网络发达的信息化时代，千万不要做一个无态度、不参与、没同情、不支持、不反对的看客。他形象地说到：“前一段时间，游行的时候有人砸别人的车，甚至打伤车主。如果我们受过大学教育，起码要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阻止的话，我至少不成为围观者的一员，至少不在旁边说‘砸！砸！’如果有人要从楼上跳下来，受过大学教育的，如果我们不能阻止，至少我们应该背过身去。”他说，如果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成那种鲁迅笔下的“看客”，这才叫绝对的失败。他呼唤有更多的新国民，希望大学生们有自己独立的理性思考、踏踏实实地打理好自己的人生，认为这样就等于为整个国家减压了。他相信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有打理好自己的人生的能力。
六、小结及其他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既摆出了梁晓声创作研究的难点，并对之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思想交锋；同时也指出了梁晓声创作研究的盲点，拓宽了学术视野。学者们还提出了研究方法创新的问题，强调要在文学研究与知青运动研究、文革反思的互动关系中深化梁晓声及知青文学研究，强调要超越单一化刻板化的研究模式。本次研讨会深化了梁晓声精神世界的探讨，从而也从一个侧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丰富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研究。本次研讨会作为北京语言大学校庆50周年的系列活动，充分体现了北语“学术校庆”的特色。
　　梁晓声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感言，对学者们的发言做出了回应。他在发言中重述自己批判“左”的思想错误、坚持用美好人性温暖社会的文化立场，强调人的历史承担意识，并就《知青》电视剧的创作、拍摄、剪辑过程做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