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电影《一九四二》海报


　　1992年，刘震云发表了《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类似散文与纪实文学的作品，按一般情况来看，是不适合改编为电影的。可是，曾经当过编剧的导演冯小刚读了这篇作品后，却深受感动。念念难忘，甚至激起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想把它改编为电影而拍摄出来。因为这篇作品所描写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表现了父辈与祖辈的苦难血泪，这灾难深重的祖国与乡土，灾难深重的时代与民众，灾难深重的历史与过去，深深地触动着他，激起了他艺术家的良心、责任与使命，如鲠在喉，如火烧心，定要倾吐倾诉倾情表现而后快。但当时的他，还仅仅是一名出道不久的编剧与导演，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魄力以及吸引巨资的影响力号召力，只能作为一种艺术信念与创作激情，深深地潜藏于心底。可喜可贺的是，这十几年来，他拍的一系列贺岁片、喜剧片打响了，又连续拍了《天下无贼》、《夜宴》、《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一系列影响深广的大片，成为一名有能力与魄力、影响力与号召力的大导演了。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他拍摄《一九四二》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导演冯小刚的使命之作《一九四二》酝酿了18年、筹备9个月、拍摄135天、制作8个月、耗资2.1亿，终于拍摄完成了。从而使我们在中国电影里见到了这部与众不同、激动人心、令人难忘的回顾灾难历史的严肃大片。
　　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而又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不少成功的影片往往得力于小说的优良基础。而要将类似散文与纪实文学的《温故一九四二》改编为电影，显然是很艰难的任务，那就要看编导如何进行二度创造了。好在文学原著与电影编剧都是刘震云，他又写过电影剧本，这就为电影改编奠定了良好的条件与基础。原著具有政论性与散文化的风格笔调，而电影则必须集中化、形象化、情节化、细节化。
　　首先要有几个比较集中的人物形象。张国立扮演的地主老东家范殿元，是一个贯串全片的重要角色。影片一开始，就是饥饿的灾民们来吃大户、抢大户，从而引起大乱大火，互相格斗，烧掉了一片房，死伤了一些人。老东家的儿子少东家死了，领头的灾民刺猬也死了。大灾之年，战争逼近，老东家也赶着马车躲灾了，马车上拉着粮食，粮食上坐着他一家人，也加入往陕西逃荒的人流。一路之上，饥饿遍野，卖儿卖女:败兵溃退，胡抢乱窜；日机轰炸，血肉横飞；还有影视画面上难以表现的种种狗吃人、人吃人的可怕情景，真是一片悲惨的人间地狱。3个月后，到了潼关，车没了，马没了，车上的人也没了。这时老东家特别纠结而难过，他带一家人出来逃荒是为让人活，为什么到了陕西，人全没了？于是他决定不逃荒了，开始逆着人流往回走。人流中喊：“大哥，怎么往回走哇？往回走就是个死。”老东家说：“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转过山坡，碰到一个同样失去亲人的小姑娘，正爬在死去的爹的身上哭。老东家上去劝小姑娘：“妮儿，别哭了，身子都凉了。”小姑娘说，她并不是哭她爹死，而是她认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认识了。一句话让老东家百感交集，他说：“妮儿，叫我一声爹，咱爷俩就算认识了。”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这就成了一家人。全片到此结束，给人们留下了一些人情人性的温暖。
　　徐帆扮演的农妇花枝，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她原是农民瞎鹿的妻子，当丈夫走投无路，想卖掉小女儿时，她焦急拼命，坚决不让。丈夫被炸死了，她把自己改嫁给长工拴柱，让儿女有人照顾，也让拴柱在饿死前有个老婆。然后第二天，她就把自己卖了，换来几升小米，让拴柱带着两个孩子活下去，千万别再卖孩子。生离死别时候，她对儿子说，别忘了老家是延津；跟女儿说，这风车是你爸爸做的，留个念想别丢了。可是，当拴柱拼命爬上火车顶棚后，发现两个孩子挤丢了。他不顾死活的跳下火车，想去找孩子，却被日本兵俘虏了。日本军官看到他手中的小风车，挺稀罕拿走了，换了个馒头给他。他不肯换丢孩子的风车，不愿吃那馒头，日军用刺刀一下子把他捅死了。灾荒与战争把善良、勤劳而忠厚的农民彻底毁灭了。小风车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与道具。影片中还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与动物，那就是老东家女儿星星宠爱的小黑猫，一路上相伴着。当老东家媳妇生育后，一点粮食也没有，只能把小黑猫熬汤了，饿急了的女儿说，我也要喝猫汤。
　　另外3个主要人物就是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了。
　　文学原著发表于1992年，而电影摄制是在2012年。这20年的时间距离，在创作环境、艺术氛围与时代视角上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使创作者可以更客观更冷静更合理地面对历史、面对生活、面对真实、面对人性。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体现在地主老东家与农民长工们之间的关系描写上。如果按以前那种绝对化的阶级矛盾斗争论来描写，即使在灾荒之年，那地主老东家与长工们之间也永远是尖锐对立、你死我活、水火难容的。可是在这部影片里，虽有灾民们吃大户抢大户的矛盾斗争，但在灾荒与战争的年月里，在纷纷逃难的人流里，老东家一家也同样经历着悲惨沉沦的命运。他曾对农民长工们卖儿卖女的情景表现同情与怜悯，对花枝与拴柱的危难结合给予祝福与安慰。他的17岁女儿也在大年三十那天把自己卖了，把几升小米留给老父亲。他的小孙子留成，也在他跳车逃难时被闷死了。最后，他见到了一个失去一切亲人的小女孩，一声呼唤，两人落泪相亲。纵观全片，在对地主老东家的描写中，体现了比较真实化人性化的特色。
　　第二方面，是体现在对蒋介石的描写处理上。在文学原著里，对蒋介石主要是采取讽刺、抨击的语调与笔法，揭露他作为党国统治者的虚伪、冷漠与残忍。而在电影里，陈道明扮演的蒋介石，则更多地表现了他的无奈与沉重。他在面对死难烈士们的遗孤童子军时，表现出哀悼与同情。他明知河南灾情严重却要装成不了解不相信，而面对《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陈辞与照片时，又不得不表现出震惊之态与账灾之心。但在国际上四大列强首脑眼中，他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灾民”与弱者，从而想把他排除在开罗会议之外，他也只能是悲叹与无奈。如此描写蒋介石，也展示了比较真实化的另一面。
　　第三方面，是体现在对国民党政府官员的描写上，也没有采取一笔抹煞、全部否定、彻底化的态度。李)健扮演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这是原著里没有而在电影里增设的一个主要人物。这个角色是承上启下，他既要向蒋介石汇报灾情，又要直接面对灾民与军队。他还有点良心，不是贪腐之辈，可是，面对内外交困、上下挤压、日军进攻的危难局面，也只能是焦虑无奈与悲哀叹息。李)健的表演很贴切地表现了这个角色的心态与情感，分寸掌握得很稳健。
　　《一九四二》的拍摄成功，完成了导演冯小刚的一大使命与心愿。同时，也使广大观众能够温故而知新，回顾这灾难深重的历史，令人心潮起伏，无限感慨，从而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今天，更加珍惜日新月异的祖国，更加珍惜改革开放的时代，更加珍惜和谐美好的生活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