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给社区老人发放脑健康防护宣讲材料
②
团队学生为老人做认知训练
③
脑健康档案及测查材料
信念：齐心共寻脑健康之路“拥有健康的大脑，某种程度上比拥有健全的体魄更重要。”面对日趋严峻的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形势，多年来致力于此项研究的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认知障碍研究团队深有感触。
已经第三次深入社区搜集老年人脑健康与认知行为数据的研究生张俊英讲起病痛带给老人的痛苦：“我们在社区里，常看见这样的老人：忘记关煤气、水龙头、回家的路；自制力下降，测查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尿裤子了；还有的伴随着情绪问题，变得固执、狂躁，骂人，最可怕的是连自己的亲人都不再记得。”
陪同老伴来做核磁共振检查的老大妈说：“必须有人寸步不离地看护他，稍不留神就会出事。”
被称为 “最痛苦”的阿尔茨海默病即老年人认知障碍问题。伴随中国老龄化进程加速，这正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最大杀手之一。它不仅给患病者本人带来伤害，在护理、治疗费用等问题上对整个家庭甚至社会都带来沉重的负担。然而迄今为止，该病的病理机制尚未完全明晰，研发完全治疗和阻断老年性痴呆进展的药物至今未有突破。
面对这一严峻的现状，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认知障碍研究团队，在老年脑健康、认知障碍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希望寻找到让大脑健康、成功地老龄化的途径。”这是团队的心声。每一次从医院和社区回到实验室，他们都会被所见所闻深深震撼，而这一信念又会愈加坚定。从感怀病人的痛苦，到体察社会的重负，整个团队近百人多年来从不同方向攻坚，在心理认知、影像学的脑连接组学、仪器设备开发等领域，既保持独立的专业性研究，又整合资源默契配合，达到认知障碍领域世界领先、国内一流的研究水平，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形成机制和干预研究进程中标记上属于师大人的功勋。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项目，科技部973项目子课题、青年973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个又一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得以立项开展；“一种防治老年性痴呆的药物组合物”、“阿尔茨海默病神经影像辅助诊断系统”、“改善记忆能力的认知康复训练工具”……一项又一项相关专利也相继申报成功；同时，仅在影像学的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方面，近两年就发表了SCI论文22篇。
累累硕果印证了研究人员们的信念和勤勉，同时离不开团队的合作。
团队成员各擅其长，为了更清晰地认识阿尔茨海默病而齐心协力。不同的课题小组之间经常互相请教，一起讨论问题，分享资源和成果。打起硬仗来配合默契、通力向上，呈现出紧密团结、充满朝气的团队氛围。意识：必须抢占制“早”点“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了那么多年，却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
这一困惑了全球科学家许多年的问题，早就被认知障碍研究团队所关注。然而在过去，研究者们一直将着力点放在疾病发生以后如何治疗。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对于抢占阿尔茨海默病的制“早”点，团队很早就有这个意识。“等到得病以后再用药物治疗，其实已经没有用了。”
贺永所带领的影像学与人脑连接组学方向课题小组，在“早期发现”上独秉优势。
“一个人可能看起来很健康，但是大脑已经开始病变；也就是说，大脑在影像学上的指标下降，是远远早于认知行为上的反应的”。贺永把人脑的网络解释为一个交通网：“这里有东西南北经纬网络，有重要的交通枢纽，它们之间都有相互联系。当一个地方堵车或者公路坏了一个坑时，也许我们看不见，但是可以通过观察网络整体效率和整体水平是否降低，来进行监测。”
利用这种相互联系、整体性强的观察方式，我们可以得到海量的大脑功能信息，然后利用一些计算手段把信息提取出来，这就完成了对病情的早期诊断。接着通过服用药物、早期认知训练等方式进行干预，大脑有可能逐渐康复，或者延缓病情。贺永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前期又分为轻度认知障碍和轻度认知障碍前期两个阶段，最早可能在四十多岁时便显露出一些“蛛丝马迹”，经过漫长的发病期，到了六七十岁再发病。而在当下，很多人正是到了发病期才来就医，这时海马体已经萎缩，神经元已经坏死，谁也不能起死回生了。
张占军等人的课题小组同样关注于早期轻度认知障碍阶段。他所负责建设的脑健康与认知行为数据库，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进行纵向观察、跟踪测量。“一方面，我们通过先测得一批可能患病人群的数据，在不断跟踪中排除、筛查，最后观察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的人群，这时我们再来追述一下他们每个阶段是什么样子。另一方面，观察什么因素使另一部分老年人大脑长期葆有青春活力。这种成功的老化研究与老年性痴呆的对照对于脑健康的维持、促进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抢占先机，从源头上发现并扼制阿尔茨海默病，认知障碍研究团队正是运用这一最新的思路，才能在近几年不断有最新最显著的成果。尤其在基于神经影像的认知障碍疾病研究方面，在通过行为、影像、基因相互结合的交叉性综合研究方面，已走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执行：脚踏实地筑万丈高楼11月26日天未亮，核磁共振扫描室已热闹起来。为了保证今天实验能顺利进行，工作人员前一天花了整个上午，打了二十多通电话。清晨五六点钟，便已有工作人员驱车出发去五道营社区去接待测老人；待检测完成，再一一将他们送回家，届时已是夜幕阑珊，研究人员紧接着录入和整理数据。
这看似忙碌非常的一天，却只是五年来被反复重演的一天。
从2008年开始，针对北京社区老年人的大样本脑健康与认知行为数据库项目正式启动。深入社区，采集数据，这一项难度大、战线长、历时久的“长征”拉开帷幕。这是一项基础的、艰苦的工作。但是负责人张占军却有着一股定要做好的决心。他介绍说，数据库的建立是非常关键的。“现有的一些数据库横断面研究的较多，且多数不够全面。而我们希望涉及的因素更全面、更具体，通过多学科知识的融合来完善测查和检验指标，建设一个有可能涵盖更多影响因素的老年脑健康与行为数据库。”
八个社区，一千多名老人；二十多人的课题团队，长达近半年的持续走访测量……五年以来，跟踪回访和定期回测从未间断。今年年底，新一轮的大规模回测又启动了，这已经是课题小组第三次进入社区，采集并跟踪数据。
看那厚厚的量表，从身高体重、病史病情等身体状况，到下棋做操、饮食卫生等生活方式，再到记忆能力、语言能力、执行能力、注意力等认知能力，真可谓包罗万象。
但测试指标在求“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工作时间和难度。“每做完一位测试，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那么一个工作人员半天最多只能测四位。”而现在坚持使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精”而“全”的量表，正是为了能找到更简洁准确的测试工具。他解释说，现在用的量表在普通体检或医院中使用的可操作性太低，因而现在的体检还没有“脑健康体检”一项。当然认知能力的测评涉及诸多方面，在毕彦超、韩在柱等研究员的共同努力下，团队不断摸索着量表的改良方案，“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纵向研究，看看哪些指标是最敏感的。”
如果能找到最敏感的指标，就找到了实用有效的脑健康体检工具，在普通医院中进行脑健康体检就指日可待了。基于脑健康的重要性，“如果有了切实可行的工具，可以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将脑健康体检纳入到常规体检项目中。”张占军说。
但是，正如张占军所预见的那样，在项目推动进程中，总会遇到许许多多困难。
“每做一次测查，对人力物力都是巨大的消耗，做一次就得花好几百万，整个课题小组二十多人连续工作近半年。关键是有些老年人并不理解脑健康的重要性，请不来，叫不动，个别人态度非常恶劣。”一位课题小组成员说。“第一次回评时，只有30%的人愿意接受回访。于是我们就去办小讲座，到社区给老人们讲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知识，讲如何对高血压等基础疾病进行预防和防治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给老人们发一些宣传册，让他们对自身的脑健康重视起来。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再去联系，基本上我们都保持失访率不超过20%。”
在连续五年的艰辛努力之下，张占军小组的数据库项目正在不断完善充实之中，科研论文也在数据库中不断酝酿发酵，待成甘饮。
“现在总体还是很顺利的，数据库将来会发生很大的作用。我们会不断地追踪下去。”
“毕竟做这个事需要踏踏实实的。”张占军说到。“工作很重要，但是能够坚持下来、卧薪尝胆的学生才能成就大业，这就对团队成员及学生有着较高的要求。”他在招收与培养学生时，最看重质朴果敢、大气宽容。“做科研，特别是这样的基础性研究，有时候很烦很闷。但是你要有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一颗平常心。反过来，科研让人更平静，更胸怀天下。”毕彦超说：“现在我们的基础科研到临床应用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不耐下心做好基础，临床用什么？”
也许正是靠着这股脚踏实地的韧劲和为天下忧的担当，这个年轻的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认知障碍研究团队才得以后劲十足，锐意进取，厚积薄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