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雪花的力量，或者一个大声说话的呐喊，或者一声沉重的呼吸，或者说一个轻轻的脚印，都有可能造成‘雪崩’。灰色的新闻也能唤起正能量，也很明亮。” ———从玉华
2001年，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毕业时，从玉华手握15家高校、企业等“好去处”的Offer。但报社里自由、无拘束的氛围，让她觉得“有动力去做些什么”。做一名《中国青年报》记者，成为她最终的选择。
　　2007年，从玉华有了一个女儿。她开始寻找一个能让自己活得“更有精神气儿”的工作平台。因为如果女儿是菠菜，自己就是大力水手，“妈妈是孩子的榜样，我要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
　　于是，从玉华放弃了在老家武汉中青报社驻站点的工作，奔赴两千公里外的北京，加入冰点团队。以低八度的基调从经济新闻报道的编辑转型为一名特稿记者，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从“冰点人物版”里“传奇”专栏1500字的人物稿写起，从在比自己小四五岁的编辑“状态不稳定”、“什么烂稿子”的批评中写起，从玉华开始了她与“灰色新闻”的故事。
　　从玉华形容自己做的特稿，调子是“偏暗灰色”的，没有高音，是低八度的基调。所谓“灰色新闻”，指《冰点》报道对象通常是一些普通小人物，“甚至是一只熊”，是一个相对较边缘、非主流、可能已经被人们所忽视和遗忘的群体。采访是一种抵达“只要你把眼睛张开，就能捕捉女主人哭泣的声音，男主人叹气的声音，他把烟头扔在地上重重踩扁的声音。”从玉华认为，采访是一种抵达。她将这种抵达比喻成“摄像机的到来”，而“摄像机”指的是记者的眼睛，“抵达”需要敏感的心去“进入”采访对象的世界。
　　从山西太原坐着一辆大巴，“一路摇啊摇啊”地走过高速路、柏油路、搓板路，换3次车，“摇”到一个充满煤灰味的穷山区。再走一段“看不见鞋和裤腿颜色”的泥巴路。终于，从玉华抵达了这个窑洞里的家庭———“最倒霉的家庭”。
　　这个家庭的“倒霉”可以用32字概括：大儿子壮壮注射乙脑疫苗后，得了乙脑；小儿子伟伟喝了三鹿奶粉后，患上结石。
　　从玉华没有打开录音笔，也没有拿出笔记本。但从玉华用心倾听，女主人一边和着给孩子们做馒头的面一边讲着她家的悲剧，“为什么我们家烧香的时候连庙门都关了呢？为什么国家每刮一次风都要把我们家给刮到呢？”女主人顾不上满手的面粉就去擦眼泪，顶着花了的脸，仍“一个劲儿哭”。
　　小儿子伟伟在院子里“哐啷哐啷”拿三鹿奶粉的铁皮桶在地上滚来滚去当“心爱的玩具”玩，坐着摇篮车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却不停地尿尿。院子里拉有一条长长的绳，绳上面挂满了尿布。从玉华看到带着病痛的孩子在玩耍，“一阵心酸”。
　　所有的细节都有眼睛的录入：“原生态的，是让你的眼睛不忍心闭下来的，什么东西都能看见了。”
　　所有的画面都有心灵的进入：“我相信，即使我不做记者的那一天，我也会永远记得。”
　　“其实没有什么采访技巧，特稿的采访扎实呈现在文本上，它的背后是眼的抵达和心的进入。”用“灰色”诱发“雪崩”
　　记者的生命长度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如果别人活了六十年，我再活六十年，我觉得我就有一百二十岁了。”记者能听到更多人物的故事，如同演员能演绎更多人物的人生，这就是从玉华为什么热爱和坚持做记者的原因。从2001年到今年，她在新闻道路上，坚持了11年。
　　《最倒霉的家庭》登载后，由于男主人公想去上海世博会，有人愿意资助他。当他踏上那条满是灰尘的山路，擦得光亮的皮鞋还没有机会沾上灰色，又被当地政府作为“慰问对象”给拉了回来。
　　可能有时候记者的报道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改变谁的命运。但像从玉华一样，一群有着锐的眼和细的心的“冰点人”仍在“一寸一寸地努力”。
　　做一篇报道可能只能让记者走进一个人，走进一个家庭，甚至走进一个墓地去祭奠一个死人。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你所能做的改变是非常微小的。
　　但造成雪崩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一片雪花的力量，或者一个大声说话的呐喊，或者一声沉重的呼吸，或者说一个轻轻的脚印”。
　　如果《冰点》对灰色新闻的关注和报道能唤起“正的力量”，而对那些社会上的“灰色”造成了哪怕是一点点的雪崩，那么“灰色的新闻也可以很明亮了”。
　　“今天孩子们开学了，他们上学去了，都很好，谢谢。”这是今年春节正月十六“最倒霉的家庭”的女主人发给从玉华的短信。也是“最珍贵的短信”。
　　每年11月初，都会有一位种植花椒的读者给一位冰点记者寄花椒，感谢冰点文字“温暖他的内心”。
　　花椒的味道在《冰点》的办公室里弥漫开来，融进“我们身上我们胸腔里，头发里，哪哪都是”。于是，住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冰点团队里的十几个人，把这花椒的味道带进各个家庭、各种花色的被子里。从玉华说，这是“读者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