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学校为老同志办的重阳节祝寿午宴，下午，90岁的周雪良象往常一样回到南医大司法鉴定所，坐在办公室中属于他的那个隔间里。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都有个惯例，在完成了死因检测报告之后，总要送到最东头的这个隔间，让周雪良签字认可，并恭恭敬敬地问一句：“周老师，您怎么看？”
　　记者来到他办公室时，满头银发的老人家正在猛啃一本厚厚的《急诊内科学》。“我在查阅中暑症状，还有中暑致死的过程。”手头案例中的死者是个60多岁的男子，在34度的气温下从事重体力劳动时突然昏迷随后死亡。牵涉到赔偿问题，死者所在单位和家属争执不下。“如果是中暑死亡，就是工作条件和环境的问题，单位应负担的赔偿会更多。”
　　“当然，还要结合当时的医院诊断，而且要检查死者脏器。心肝脾肺肾，还有大脑，都要做成病理切片，染色，检验。”周老师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显微镜，那是他的“武器”。
　　“我每天坐公交来学校，大约七八站吧，路上要半小时。”退休24年，周雪良仍在上班，虽已90，但他思路清晰，谈吐风趣。“我在这儿上班吃午饭不要钱的，每天单位优待我一个盒饭，因为我是老资格，别人可没这个待遇。”他笑，身后的墙边，倚着一把睡午觉用的折叠躺椅。
61年验尸超千具
“城郊一家宠物医院内发现一具女孩的尸体，资料显示其父亲和祖父均死于家族遗传病，这很容易让人怀疑该女子也是死于这种疾病。”但周雪良的怀疑来自对死者血液颜色的观察：正常血液在被福尔马林溶液固定两周之后会变成棕色，但死者血液却依然鲜红，只有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和一氧化碳结合之后才会有这种情况。他随即对女子的同事进行走访，发现该宠物医院浴室的热水器是老旧的燃气型，而且当晚使用热水器的几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头疼。由此，周雪良判断其死因为一氧化碳中毒。
　　“溧阳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在家中死亡，死者性器官被切，喉管被切。”调查还发现该男子生前瞒着妻子在外边还有一个情人。一切都很容易让人把这起案件定性为情杀、谋杀。但周雪良却当场认定该男子系自杀。“当时现场同事就分成了两派，争执得很厉害。”他介绍，他人动手和自己动手，在表现上有显著的不同———从下刀位置、方向、刀口深浅，到死者临终前的挣扎状况、伤口流血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要没有他人动手的证据，就不能判定为他杀。”
　　周老还参加过轰动全国的湖南女教师黄静裸死案的司法鉴定工作。最初法院将黄静的死因判定心脏疾病导致急性心肺功能衰竭而死，属于正常死亡，男方不负任何责任。而黄静家人则认为黄静之死是男友暴力强奸未遂导致的。“我们发现死者在膝盖后部的腘窝等不易被触碰的地方都有出血。经过多方勘察，最终判定结果为：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男方负担50%的民事责任。”
　　“和年轻人相比，我的优势在于见得比较多。”周雪良说：“我检验过的尸体大约有上千具吧。”他1946年考入南医大，1951年留校任教，是南医大历史上第一届法医专业毕业生。直至三年前87岁时，周雪良还坚持到现场勘察。他这样自我调侃61年的法医生涯：认识的死人比活人多。
　　“这是一个需要经验积累的职业，就得多和实际接触。”周雪良介绍，尤其是法医临床，更是一个专业知识和实际应用结合紧密的工作，面对的不仅是冰冷的尸体和证物，还有不同的伤情、病情、案情和民情，要了解不同的家庭和社会背景。“结合案情和现场勘查结果，巩固尸检结论，我们做的事其实和侦探差不多。”
当年“被迫”入行
别看现在“断案如神”，但周雪良刚开始做法医时，却是极不情愿的。1946年，他考入南医大的前身———江苏医学院，一心想做一名医生。没想到1951年国家卫生部统一分配的时候，却让他留校任法医学助教。后来，他曾经在新疆工作20年，1984年重返母校工作。
　　“学医就是想给活人看病，结果怎么变成了整天看死人？”同班一个也被分配当法医的女生，打了6次报告都被驳回，周雪良看在眼里。“既然定了，只有无条件服从。”想起当年，周雪良不免有些遗憾。
　　干这行先要过“怕”字关，克服心理恐惧。解放前上大学时，因为解剖课尸体紧缺，周雪良和三五个胆大的男生常会弄辆小板车，到荒郊野外无主荒坟去找尸体，遇到腐烂程度不高的，就搬上板车，拉回学校学习用。“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当然也是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
　　“各种各样的死法我都见过，最为恐怖的就是溺亡的尸体，面部和腹部肿胀得厉害，不成人形。”周雪良说，尽管久经考验，但面对非正常死亡的尸体还是有点害怕的，尤其是在工作场所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
　　“职业的需要不容许你害怕。这些都是经验的积累，总归会习惯。”周雪良说，就算做切片，也要胆大心细。以大脑切片为例，人脑就好像新鲜豆腐，无法下刀，所以需要用10%的甲醛溶液浸泡使其变硬，变成“豆腐干”再切。“没套路，大切片用大刀，小切片用小刀。什么刀都能用，锋利就行。”现在的他谈到这些，显得轻描淡写。
　　法医行业的第二关就是“苦”，尸体常常是又脏又臭，但每次解剖取样都需要3个小时以上，用周老师的话说，他的鼻子已经是“老油子”了，面对这些根本没什么感觉。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还有过“露天解剖”的经历：一次，他独自去宜兴进行现场勘察，一到那儿他就傻了眼：乡下地方条件限制，没有解剖台。周雪良只好把尸体从棺材里面弄出来，放在棺材盖子上，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解剖。“过去人手有限，常常是一个人出现场。现在出现场至少要三个人，一个解剖，一个记录，还有一个帮忙。但那时只能因陋就简。”
　　61年就这么过去了，周雪良从开始的不情不愿，到后来慢慢习惯，从勉强服从，到专业知识技能日渐精深、成熟。
如今日渐精深
法医职业的第三关，在于“难”。“电视上的验尸官拿刀划拉的场景，只是法医工作的一个环节。想要推知真相，也不是一句‘元芳你怎么看’就能解决的。”尸体是法医工作的对象，必须把它研究透彻，而完成一具尸体的检验工作，满打满算至少需要24小时，包括现场勘测、解剖、切片、翻阅资料、查参考书、讨论分析等等。“遇上特别疑难的案子，一两周都未必能做出来。”
　　周雪良列举了两个词：“羊水栓塞”和“妊娠高血压症”———普通人听到都会觉得云里雾里，但它们却是一起产妇死因检测中的关键。
　　“南通的一名产妇在生产过程中死亡，医院给出的检测报告说产妇的肺部和血管都有羊水，所以死因是羊水栓塞。”周学良介绍，羊水栓塞是一种少见且危险的产科并发症，因为发病迅猛，常常来不及做检查患者就已经死亡，所以如果真是羊水栓塞，医院的责任就非常轻微。周雪良进行了反复检验，并没有在死者肺部和血管发现羊水。而最终检验的结果是：该产妇患有妊娠高血压症。“这就存在本质不同了。”周老师说：“如果医院平时加强监护、定期为她体检，死亡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对这名产妇的死，医院负有较大责任。”
　　河南的两名男子在酒后打闹，其中一人用酒瓶砸中另外一人头部，导致此人当场死亡。当地公安机关的检测结果是：死者脑部血管畸形。“这样嫌疑人就没有刑事责任了，死者家属当然不服。”而周雪良得出的结论是：死者系大脑表面蛛网膜下广泛出血致死，并非脑血管畸形。
　　“这起案子归因于我多年来对脑血管畸形的深入研究。南京地区所有较典型的脑血管畸形我都看过。干我们这行，就需要广泛涉猎，脑外科的、骨科的、妇产科的、内科的，工作中需要什么，我们就要学习什么。90岁了也一样。”周老师一边说，一边拿起一本《诊断病理学》，翻到“球孢子菌”的图文给记者看。
　　“这名4岁的患儿因发烧送到医院，第二天死亡。这是我从业以来遇到的唯一一例球孢子菌肺炎死亡的案例。如果不学习，我也搞不明白。”这本《诊断病理学》的书边已经发黑，还插了许多当作书签的小纸条，纸条和书角都是卷卷的。记者翻了翻，这本书一共1039页。
　　 我的幸福，来自公道和淡然
“我们做的常常是‘扭转乾坤’的活儿，这是这个职业‘难’的第二个方面。”周老师坦言，他的同事因为要出庭作证而曾经受到多次威胁，半夜还会接到骚扰和威胁电话，为此手机号码都换了好几个。“前面提到的河南的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也曾经找到我的门上。”
　　“所以需要有更加公正、客观的态度，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凭印象办事，不受威逼，不受利诱。”周雪良说，虽然这辈子走得不容易，但只要处世公允，心态从容、淡然，自然就会身心健康。1998年，在哥哥嫂嫂的影响下，他报名加入了南医大志友组织，成为一名遗体志愿捐献者。
　　“现在都流行问你幸福吗？我觉得我的幸福有这么几点。”周老师笑着说：“第一，现在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卫生条件都进步了，对比过去，我很幸福；第二，虽然年轻时候很想当医生而没当成，但现在对比起来，医生看病人多，我看死人多；他重疗效，我重法理；他还病人一个健康身体，我还逝者一个公正结果。这也让我觉得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