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在与赵月枝教授约见采访前,记者查阅了她的个人资料,丰富的个人履历下有上述一系列头衔和职称。然而,经过对赵老师的访问,言谈间发现,相较于上述标签,有三种身份标识对赵老师而言更加真实和亲切,那就是:学生(准确的说曾经是学生,现在仍然坚持终身学习的信仰)、教师和学者。
记者在采访赵老师的过程中,并未谈及赵老师的高中生涯,因为她大学以及之后的留学履历太过精彩,所以很容易忽略到她险些夭折的高中教育。记者在赵老师的书中看到了她关于自己宝贵的高中求学机会的描述。在赵老师的学术著作《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的序言中是这样写的:“1977年,在高中教育机会十分有限的中国农村,我曾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不错而被剥夺了参加初中升高中考试的资格。这是因为,如果我被允许参加考试,而且哪怕择优录取的原则发挥一点作用,就意味着我很可能会占去一个村里权势阶层希望保留给自己子女的有限的高中生名额。是我的母亲和两位有正义感和社会公平意识的年轻民办教师的争取,使我有了参加考试的资格并最终获得一个‘额外’的高中入学的机会。”赵老师抓住了这次得来不易的机会,在高考中,以当地文科状元的优秀成绩考入了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
在采访中,记者和赵老师聊起了她的大学以及留学生活。1984年,赵老师从广院毕业,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取了赴加拿大公费留学的资格。当时,她的一位师兄被国家公派去了美国名校,而加拿大仅有几所学校设有传播专业。虽然羡慕美国名校的学习机会,但赵老师选择坚定地继续走下去,并于两年后进入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系攻读研究生课程。现在回忆起来,赵老师认为自己当时的选择是十分幸运的:那时传播学刚刚进入中国,以引进美国的主流传播学思想为主,被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在争议之中缓慢兴起。而赵老师到加拿大读书,接触到的是与美国完全不同的传播学思想,以批判思路为主,全面地分析传播中的权力关系。从当时国内对传播学肤浅、狭窄的理解,一下子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一举奠定了赵老师今后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的学习思路和学术地位。
从高中读书机会的“失而复得”到大学留学机会的公平竞争以及刻苦读书的留学时光,赵老师感悟颇多,也由此坚定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和学术信仰。在新书中的序言中,她这样写道:“没有什么体验比我的求学经历更使我对制度的许诺和实际权力操作之间的普遍张力更刻骨铭心了。此后,在求知路上,我以知识的解放性为价值,以学术的公共性为天职,力图通过既能表达个人主体现实性,又能体现自我反思能力的特定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
赵老师这几年来频繁地回国讲课,除了包括传媒大学在内的诸多高校的盛情邀请之外,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热爱讲台:“我非常愿意上课,这是当老师的首要任务,也许有些大学老师注重研究、写书和开会,但对我来说,教书育人是老师的天职,培养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是我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的课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他们的学术热情,使他们能意识到还有看世界的另外一种方法,我就会觉得很值得。”
此次回国,赵老师主要是为了给我校发展中国家国际传播硕士班讲课。这已经是赵老师第二次为发展中国家国际传播硕士班讲课了。去年,赵老师给这个班讲课的时候感觉就特别好,她说:“一个老师如果可以同时给世界不同国家的全部是拿奖学金来读书的优秀学享受“边缘”,不是说刻意地去追求“边缘”,而是不要人云亦云地去追求所谓的主流,在采访中赵老师反复提到她很享受“边缘”。她也解释了边缘和主流这一相对的概念,她的理解是:“今天的主流很可能是明天的边缘,今天的边缘很可能是明天的主流。”
赵老师出国留学去的是加拿大,在她看来,这样的地方在当时是比较“边生讲课,没有一个比这更让人激动的教室了。虽然有很多学生的英语不是特别好,但他们听得很认真,听完后会问很多问题。”在赵老师的手机里至今仍保留着一位尼日利亚学生发给她的短信,短信很长,其中一段的内容是这样的:“Yourlecturehadonlyreinforcedmydeterminationoffreethemassesofourpeoplefromthementalservitudeofhegemonicwest(您的课程加强了我把祖国人民从霸权西方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决心)。”一次课程能给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学生带来如此强烈的决心,这是赵老师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但这也成为了支撑她不断回国讲课的强大动力和她作为老师的崇高回报。
风尘仆仆的赵老师这次专程回来为发展中国家国际传播硕士班讲了十二小时的课后,已于9月24日赶回加拿大忙那边的工作。但是,十月中旬,她又会回到传媒大学,第一次参与国际传媒联盟知名教授工作室的授课。她的课程将在10月15-31日之间分八次课进行,容量相当于国外的一门博士生课、《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浓缩版,赵老师介绍,在第一节课将会邀请美国著名学者丹·席勒来与她一起完成这门课的开场白。赵老师希望借此营造一个开放的课堂氛围,欢迎那些即使没有申请资格的学生们也前来旁听。该课的名称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国与世界》,主张用世界的眼光、中国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来关注中国在这个世界的位置。谈到这门课的特色和优势,赵老师表示:“这门课不是讲座式的,它有其成熟的学术体系,从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渊源、理论和资源开始讲起,会涉及到方法论,还会讲到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研究取向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会介绍不同思路,会对研究问题的不同取向进行分析。而且与其他授课老师相比,我独特的优势是中文授课和对中国问题的关照以及发展有中国视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不仅能让学生更有效地理解和学习这门课,而且能与学生一起探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传播学术的自主性。”
起初,赵老师曾想过把国际传媒联盟知名教授工作室和发展中国家国际传播硕士班的课合起来上,但后来觉得这样对国内的学生,尤其是参加国际传媒联盟知名教授工作室的学生来说,并没有贡献出自己中文授课的优势,所以决定分开来上,因此,在10月中旬,赵老师还得从加拿大特意飞回中国一次,她也坦言,自己已逐渐习惯了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往返的飞行,而记者与赵老师的这次采访也是在她刚刚回国,转天还要飞回加拿大的间隙中完成的。
无休止地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往返一次次地增强了赵老师对讲台的热爱,她如此地喜爱教书,以至于她在每一个课堂上都充满了热情与激情。缘”的,她毕业的时候,学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传播学,又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她的选题完全凭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因为这个选题很主流,她只会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之所以说享受“边缘”,是因为位处边缘让赵老师获益匪浅,她这样总结道:“因为我的边缘,我的思路和别人不一样,这使得我之后的学术工作都比较顺利。”
享受“边缘”的实质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且在身处“边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对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结果的强烈自信。赵老师近年来接收到了很多美国名校的邀请,都被她一一婉绝了。甚至有一次别人这样跟她说:“赵老师,如果你的名字后面带着南加州大学的标签的话,我们会更慎重地对待你的学术。”对这个问题,赵老师的看法是“怎么对待我的学术是别人的事。我不追逐那些虚的东西。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东西是我独立思考的结果,我对它有自信,我不相信我的研究挂在一个更权威的标签下会更有说服力。”这体现了一个学者独立精神的力量,对生活的洒脱态度让赵老师在“边缘”的位置上如鱼得水。在学术中,赵老师对主流的市场理性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既然谁也逃脱不了市场理性的氛围,她便从这一角度这样戏说自己在学术上享受“边缘”的可能性:“即使是从市场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也有物以稀为贵之说。所有人都在追求主流,边缘就会变得珍贵,我大概是一不小心,就无意中享受了作为边缘人的珍贵。”
谈到边缘,赵老师也谈到了她自己对精英主义教育的一些看法和对未来传播学人才应具备素质的思考。她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存在这样的问题:会主动判断哪些东西是“主流”的,并自动站队,努力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习惯性地认为在中国哪些东西是敏感的,是在研究领域不应该触碰的。这样就把自己框住了。而且她觉得现在的知识分子会存在两种问题:觉得自己是受压迫的,是没有话语权的;只有自己才能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别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习惯于指点江山,但缺少独立反思自己在这个社会所处位置的意识。
相对于精英主义教育下的追求主流,赵老师这样总结自己:“我这个人很傻,我认为能学的和该学的都要去学,我会比较纯粹地去读书,这个问题有意思,我就一定会去研究,而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效果。”由此,她对未来传播学人才做了如下的期待:要有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在反思和批判当中认识和改造世界,不要太功利,不要随波逐流,懂得关怀边缘,具备一定的公共性。(记者/耿鹏飞九月中旬,有一个词频频出现在同学间的交谈中。“你‘综测’排多少?有机会保研吗?能拿奖学金吗?”“今年‘综测’G项加分项目又有变化,这回能多加点分。”“我只要GPA高,‘综测’不至于太差就行。”在同学们的讨论声中,我校一年一度的本专科生德智体综合测评(以下简称“综合测评”)计算工作在各学院同时开展。
9月14日学校党委、校长办公室下发《中国传媒大学2012年本专科学生德智体综合测评工作意见》。学校成立2012年本专科学生德智体综合测评与评奖评优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分别由学校主管学生和教学工作的领导担任,委员包括学生工作处、教务处、团委、体育部、后勤管理处、财务处、纪委监察处等部门负责人及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负责全面协调、监督综合测评与评奖评优各项工作,各相关部门指定1名联系人负责数据交换、学生答疑等工作。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负责相关协调工作。
2012年学生德智体综合测评工作于9月中旬开始,9月26日前各学院将本专科学生德智体综合测评成绩汇总表及《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德智体综合测评成绩单》报送学生工作处,成绩单将存入学生档案。学生工作处于9月29日前完成2012年学生德智体综合测评数据审核。
今年的综合测评分数计算方法仍延续前几年稳定下来的规则。综合测评总分由德育测评测评(R1)、智育测评(R2)、体育测评(R3)和实践与创新能力测评(G)四项构成。学校制定的的计算方法和规则在《学生手册》第一部分第3条中有详细规定。
学生:“综测”计算公开,但仍存问题为获取同学们对总测评的看法和态度,记者分别采访电视与新闻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学院的学生。
2011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李同学认为:“综合测评的分数结构中学习成绩占主体。除此之外还包括了文体、班干部、各种组织、宿舍等各方面的情况,可以较为全面地反应一个学生一年来各方面的发展状况,相较于高中单凭成绩高低论英雄更加科学、更能反映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所以综合测评总体是合情合理的。”谈到综合测评带来的压力,李同学说:“压力在成熟的心态面前就会转化为部分动力,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更好地督促和提高自己。”2009级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王同学则表示:“必然要有一个数据来衡量大学生的学习状况的,同时也需要有像综合测评这样一个指标作为评优、保研的参考。”
对于具体的计算过程,大多数同学都表示,自己班级的计算能保证公平公开,班级的综合测评小组会按照学校的规则,结合本学院的具体要求来进行计算和公示。
2009级经济学的李同学向记者表示:“我们班班委在计算学习成绩、G项加分后,都会将数据发到班级群共享,让大家核对,非常负责。G项加分由个人申报,然后班委与学院沟通,努力帮助同学们申请,最后由学院确定。对于互评的评分、优秀班委的投票,除了安排普通同学监督之外,也将详细的统计结果在班内公布。班委是大家选出来的、值得信赖的同学,即便有些分数加减错了,同学指出后班委也会及时更正。我觉得在公开透明和有效监督之下,暗箱操作没有空间。”
一些同学也对综合测评提出了一些疑问和建议。2010级传播学专业的樊同学就提出,班主任的给分可以换成其他的方式,毕竟班主任跟同学们的交流是有限的,如果一定要给一个分数的话,难免会有一些偏颇。课业成绩(R2)的比例一定要保证或进一步增强;此外,在G项加分上,学校的规则应该再细化一些。对于具体加分规则,横向的学院之间可以不一样,但纵向的学院内部应该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这样才可以体现公正。
2011级传播学的张同学则表示:“我们班委关于综合测评其实并未做过具体的解释,因为觉得学生手册是有相应的介绍的,但是没想到很多同学都不了解综合测评的意义和流程。所以我们觉得之前的工作并没有做到位。经过这次综合测评,不管是同学还是班委都会更进一步提高重视程度。
学院:执行方案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学生诉求针对学院对于综合测评的态度,记者采访了外国语学院和电视与新闻学院分别负责本年度综合测评的李老师和陈老师。
李老师告诉记者:“外国语学院现行三加一制度,即非通用语专业学生在大三有机会去到语言对象国交流学习一年,这一制度为学生的语言学习带来了不小的帮助,但是也给综合测评的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大三这一年的学分从世界各地的学校移交至学院,到转换成我校学分,再到计入综合测评,这一系列的工作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李老师对于大三大四一些同学提出的疑议也作出了回应。在采访中,2010级亚非语系某同学对G项加分的公示和综测的申诉情况有疑问,李老师表示,加分一直以来就有公示,本次综测大四同学的加分明细都已公示在学院公邮中,大三大二的加分也会在综测统计完成后进行公示。此外,申诉制度也是一直在实行的,学生们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来申诉,而且学院也是积极配合确有误算情况下的成绩修改。
李老师也谈到,综合测评这一制度很有实行的必要,但它不能完全概括一个学生的大学生活,只能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风向标,从综测的比例也可以看出,学生只有在课业上取得好成绩才是硬道理,要对自己负责。
电视与新闻学院的陈老师告诫大家,希望大家不要把综合测评看得太过功利,而是应当从自身情况出发选择参加学术或校园活动。关于现行的计算方法,陈老师指出,每年在算分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一些高年级同学的学术成果加分认定由于国家学术刊物等级较多而比较难做。
学校:整合学院差异,不断完善测评过程就今年综合测评中的具体问题,记者咨询了学生工作处学生教育管理科的刘妍老师。刘妍老师介绍说:“《学生手册》关于综合测评的相关文件中,对于德、智、体等各方面测评要求规定得已经很明确了。各学院在按照学校规定统一操作的基础上,对于G项加分细则的制定存在一定差异。每个学院会根据自己学院的特色和培养目标对学生进行引导,相应地在综合测评中也会对与自己学院相关的实习实践予以考虑。学校各级团学组织、职能部门也会根据统一的加分规则和学生的实际工作情况给出明细。”
对各学院综合测评过程中出现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加分略有差异的情况,刘妍老师解释说:“学生手册中给出的计算方法是统一的。综合测评只有在班级范围内才具有可比性。就某一专业而言,在符合学校规定的前提下,全班同学认为学院的评价系统是公平的,并达成一致,那这就是合理可行的。”
刘妍老师还表示:“近年来,各学院越来越重视综合测评过程中的宣传解释工作,同学们也要主动了解、‘吃透’综合测评的相关规定。在公示过程中,学生可以就自己发现的问题跟学院老师沟通。另外,学校也设置了监督投诉邮箱和投诉电话,以保证整个综合测评程序的公平、公开、透明。”
截止记者发稿前,我校今年本专科学生德智体综合测评已接近尾声,各学院已经将公示后的结果报给学生处,进行最后的审核和存档。一年一度关乎校园内每个学生利益的综合测评就要画上句号了。希望这套评价制度能在一年又一年的实践应用中不断完善,更加公正地反映每个同学的真实情况,促进同学们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记者/白健王云云田倩倩郭欢欢胡怡晟)本周,两场来自业界知名人士的讲座拉开了我校新学期讲座、交流活动的序幕。
9月24日,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冬、前《凤凰周刊》主编邓康延来到我校,以“最近的春秋———民国老课本和先生”为题,与我校杨旭东老师一起探讨了中国教育的宏观走向和个性榜样。
讲座开始前,首先放映了三十六分钟精简版的纪录片《先生》。随后,邓康延介绍了自己策划这部纪录片的初衷。他说,十多年前,翻阅民国名士的传记时,看到那些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交织的学者,带着理想颠沛流离的经历,不禁感慨不已,便产生了拍摄这样一部关于民国先生的纪录片的想法。此外,教育乃国之命脉,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因此片中十位先生无一例外,都是教育者。在邓康延眼中,先生二字,不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种修为。“他们的背影,能让我们看到民族的正面。”
说起民国老课本,邓康延说:“工作中偶然看到几本民国小学课本,于是去国外的唐人街搜集课本,这一搜集,便发现了一块被遮掩,遗忘,颠覆已久的宝藏。”两千多年前的时代是真正的春秋,而民国,乃是“最近的春秋”,战乱纷争,却也人才辈出。大学者蹲下来,编写幼童的课本,泛黄的纸页上,站着童年的民国,栩栩如生,气息亲和。
最后,邓先生表示,“在这个转折的时代,一定会有更多的先生站出来。”三位嘉宾的精彩对话,不仅是对民国先生的精彩解读,更饱含着对众多学子的寄语和希冀。
此外,9月26日晚,有着“国内第一编辑”之称的魏寒枫受我校传媒人系列讲座之邀作了题为“一本杂志如何改变一个人--我与《商业周刊》”的精彩讲座。年轻的他如今执掌着全球销量最高、规模最大的财经杂志《彭博商业周刊》的中文版。
讲座的形式很新颖,嘉宾并没有提前准备好演讲稿“照本宣科”,而是由同学们事先在微博上提出问题,经过汇总筛选后来解答。魏寒枫的讲座延续了他以往的风格,言辞犀利,见解独到。他认为,新闻不是权力的延伸,而是一种理想追求,一种渴望了解世界,影响世界乃至于改变世界的追求。在今天的市场中,新闻与地产、金融相比,并不算一个大产业,但这是一个可以给你带来尊严和气度的行业。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热爱写作的人,绝不会因为薪资的多寡动摇自己的梦想。
虽已高居杂志社的领导层,但魏寒枫表示,自己每天早上六点四十起床,凌晨一点才睡。每天会投入很多时间去阅读。他认为,阅读严肃的书籍可以让我们从随性到严谨,这是一种改变和塑造自己的过程。
面对同学们提出的关于传媒业的用人标准、传媒人的理想所在等方面的问题,魏寒枫表示现在传媒业所需要的,是有洞见,有文采,有创意,有理想的“四有青年”,而传媒人要做的,就是对恶的抑制,对善的弘扬。一花一世界,一步一重天,传媒人一定要不断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最出色的那一个,成为一个writter而非reporter,通过媒体,成为一个站立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两场不同类型的讲座对于传媒学子来说都是宝贵的学习机会。我们期待接下来能有更多的学界、业界知名人士走进中传的大门,同传媒学子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校学生会媒体部、电视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传播系学生会学习实践部供稿)赵月枝,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全球媒介监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2009年,受聘为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她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理论、传媒政治经济学、传播与社会发展、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新闻媒介分析与批评。主要著作有SustainingDemocracy?(中译本:《维系民主?》)、Media,MarketandDemocracyinChina、CommunicationinChina、DemocratizingGlobalMedia、GlobalCommunications,《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等。赵月枝老师国际传媒联盟知名教授工作室课程:
授课时间:2012年10月15-31日,每周一、三、五下午1:30-4:30答疑时间:10月19日和30日下午4:30-5:30授课地点:48号楼A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