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上海市嘉定人。廖世承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我校首任校长。他从20世纪20年代起，孜孜不倦地从事教育学、心理学的教学和实验，坚持改革探索，力主革新教育制度和体制，创立和发展我国教育心理学科，办出了中国一流水平的中等学校和高等师范学院。他的一生是献身教育的一生，是为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奋斗的一生。他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享誉中外，并载入我国教育史册。
　　今年6月14日是廖世承诞辰120周年，我们要继承、学习他的教育理论、实践业绩，发扬光大他的高尚师德品格，为把我校建设成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而努力奋斗。
　　五十年教育生涯业绩辉煌
廖世承出生于书香门第。他自称幼年天分不高，但记忆力极强。3岁时，《荡寇志》上的图像，可以一一叫出名字。6岁那年进了私塾，八九岁时《四书》、《五经》已经读了一半，并开始读《礼记》。
　　廖世承12岁时进家乡的中城高等学堂读书，次年转到县立高小毕业班，15岁毕业。1908年考入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即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中院（即中学部）。1912年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到上海招生，他被清华录取后，在清华就读三年。
　　1915年，廖世承赴美留学，插入布朗大学二年级学习。由于成绩异常突出，廖世承在4年内读毕了6年的学程，同时得到学士和硕士两个学位。他的博士学位是回国两年后才得到的。
　　1919年，廖世承学成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东南大学，即中央大学前身）教授，并担任附中主任（即校长）。当时，年轻有为的廖世承，不仅井然有序地处理校务，而且仍坚持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在8年中几乎每年写书一册。1924年出版了《教育心理学》、《中学教育》等专著。这是我国最早的两本高师教科书。
　　我国最早的心理实验室于1920年分别在北京高师与南京高师建立。廖世承参与南京高师心理实验室的创建工作，并在我国首先用智力测验法测验投考的学生和在校学生。1921年，他与陈鹤琴在测验基础上合编出版了《智力测验法》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智力测验著作。1925年，在实验基础上，他与陈鹤琴又合编出版了《测验概要》，该书“详述无遗”，被公认为“测验最简便的用书”。
　　廖世承在东大任教时，还积极参与以改革学制和课程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工作。他对在全国实行新学制即“六三三”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积极宣传，身体力行，成为“六三三”学制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行者。
　　1927年春，廖世承到上海新创办的光华大学任副校长兼教育系主任和附中主任。廖世承在光华十余年，立足于光华附中，面向全国中等教育，对中等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教育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实验，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化的学校管理风格，成为我国著名的中等教育专家。
　　1938年11月，国立师范学院正式成立，廖世承任院长。他不遗余力地邀集当时全国知名的专家、教授任教，如钱基博、钱钟书、孟宪承、郭一岑、朱有光、高觉敷、汪伯明、马宗霍、黄子道、宗子威以及王樾、刘佛年、陈一百等，都曾在该校担任教职。由于廖世承领导有方，该校在全国历届高校学生学业竞试及毕业论文竞试中，成绩优异，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一所极有影响的高等学校。
　　1951年夏，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光华、大夏等院校并入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廖世承任华东师大第二副校长。
　　1956年，廖世承调任新建立的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1958年8月，担任由上海第一、第二两所师范学院合并成立的上海师范学院首任院长，直至逝世。
　　新教育思想和方法开拓传播
廖世承去美国留学前后，也正是以美国杜威为首的实验主义（或称实用主义）教育取代以德国赫尔巴特为首的传统教育时期。以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和以教师为中心（简称“三中心”）的传统教育理念遭到猛烈批判。廖世承顺应教育发展的历史潮流，积极地吸收先进的教育思想。他学成归国后，肩负起了教育上除旧布新的使命，使自己成长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名新教育思想和方法的开拓者、传播者。
　　1919年，廖世承一到南京高师立即为教育制度的变革大声疾呼、身体力行。他与舒新城等人一起，用智力测验法测试学生的实验，开创了我国教育实验工作的先河，被国内外学者誉为“廖氏的团体测验”。廖世承以他的创造性科学成就，成为1920年代我国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的主要代表。
　　学制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纲领，它规定着学校组织编制、课程设置和其他管理制度。廖世承坚决主张采用“六三三”学制，1922年教育部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中的新学制方案：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简称“六三三”学制，则为廖世承所手草。
　　与此同时，廖世承还就如何施行新学制、办好中学校，进行了较全面的实验和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主张。
　　廖世承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涵是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
　　廖世承在《中学生指南》一文中强调，“青年是人生最重要最宝贵的时期。不论德育、智育、体育都应在这个时间树立基础。”他还认为，德、智、体三育之间互相沟通、互相关联、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彼此相辅相成。
　　廖世承十分重视品德教育。他在1935年给光华附中毕业班的赠言中指出：“人生最宝贵的是纯洁无瑕的人格。”廖世承品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高尚的理想、美好的情感、纯真的节操、良好的习惯、遵守纪律、勇敢精神等，而最重要的是树立“为大多数人增幸福”的人生观。
　　高师教育研究和实践建树丰碑
作为教育改革家的廖世承，十分重视师范教育。廖世承认为，教育工作是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基础工作，师范教育则是基础工作的基础。“教育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师范教育。没有良好的师资，各级教育都不可能上轨道。”正是从“教育是立国之本”的高度，廖世承倡导师范教育，深入研究师范教育，撰写了《师范教育与抗战建国》、《师范学院的使命》、《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等专论，为我国师范教育发展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
　　廖世承认为，高师的核心问题是优质师范生的教育和训练。为此，他提出了至今依然颇有价值的“六大训练”：“意志训练”、“人格训练”、“能力训练”、“团体生活训练”、“艺术训练”、“体育训练”。
　　1956年廖世承出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1958年又任上海师范学院首任院长，作为行政的第一负责人，他表现出更高的工作热情，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高等师范教育的实践。他在工作中与党委书记陈云涛互相信任、亲密合作的事迹，曾在全市的高校校长、书记大会上作过介绍。
　　廖世承十分重视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他常用自己选择教师职业、终身服务于教育岗位的认识来教育师生热爱教育工作。每学期的开学典礼和迎新大会，廖世承院长总要作报告，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今天做优秀的师范生，明天当合格的人民教师。”他说：“培养青少年的工作是人生最有兴趣、最有价值的一项工作，因而自己始终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后悔过……教师工作的影响非常深远、崇高而伟大。”
　　廖世承一贯主张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并特别重视“三基”即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和训练，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主持院务委员会会议，多次研究加强“三基”的具体措施，严把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选编、课时计划等各个环节。他认为，提高教学质量，一方面取决于师资质量，另一方面则是学生自己的努力，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关键还在于教师。
　　1958年冬，在“大跃进”、“拔白旗”等“左”的思想影响下，上海师院曾发生把基础知识相对扎实、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教师轰下讲台，让一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青年教师当主讲的事。廖世承院长却敢于顶着压力，向这种“左”的思想和过激的做法泼凉水。在一次部分教师讨论“教育革命”问题的座谈会上，廖世承说：“青年教师上讲台，应当支持、鼓励。但是我以为大学刚毕业的，要有一年随堂听课，一年自己进修（主要是写讲稿），一年试教（要由有经验的教师指导），经过三年准备，再正式走上讲台，就比较有把握了。”由于廖世承的坚持，抑制了“左”的做法的蔓延，使重视课堂教学，重视“三基”教学作为上海师院的优良传统得以保持下来。
　　爱国爱校爱生为人师表
廖世承致力于教育事业五十年，业绩辉煌，蜚声国内外，这与他热爱祖国、热爱教育、热爱学校、热爱师生、严于律己、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是分不开的。
　　廖世承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他一心寻求民族自救自立的道路，支持各种爱国行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上海圣约翰大学师生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悬半旗追悼。该校美籍校长横加干涉，强行拉下中国国旗。爱国师生激于义愤，群起脱离该校，另建新校，命名为“光华大学”。廖世承对爱国师生的这种义举，深为钦敬。所以，1927年他离开南京东大到上海时，谢绝各种条件优越的聘请，而选择了建校伊始、条件困难、创业艰辛的光华大学，受聘就任该校副校长兼教育系主任、附中主任。他的信念是：“中国人要办好自己的学校———光我中华”。
　　廖世承对自己所选择的教师职业和教育工作，始终甘之如饴。早在1924年，他在《中学教育》一书第九章结尾写道：“倘使一个人有了办事的能力和领袖的资格，加以能了解青年的性情和适应他们的需要，恐怕没有比在中学服务来得快乐的职业了。……他物质上的报酬，虽是有限，精神上的快乐，却是很少人能比得上他。”这恐怕也是“夫子自道”，是他心声的写照。
　　廖世承敬业爱业的言行，深深地教育着学生和老师，影响十分深远。北大教授张芝联在回忆廖世承时写道：“廖先生在思想上对我选择未来的人生道路起了很大影响。记得我在光华大学快要毕业时，父亲问起将来的志愿，我脱口而出：中学校长、大学教授。……当时我的心目中是以廖先生这位教育家为榜样。”出版家赵家璧在回忆中写道：“我们的光华老校友每逢‘六三’校庆聚会时，都无不交口怀念和感谢光华附中和廖老师对自己培育的恩情，廖世承老师是我们不会忘记的现代中国中等教育史上最有贡献的伟大的教育家。”上海师大教授张斌在回忆茂如老师时说：“廖老师永远是我的楷模”。1947年，廖世承离开国立师范学院时，全体师生在送别文上联合签名，还请雕塑大师刘开渠雕制了廖世承的铜质头像，一并送给敬爱的师长。他的铜质头像现保存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校史馆里。
　　1992年6月15日，廖世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在我校隆重举行，当年光华附中的学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送来题词：“向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廖世承先生学习”。远在台湾的闲居老人陈立夫先生亲笔题词：“薪尽火传，文化播种，懿欤廖君，道范弥永，教泽长昭，继起接踵，馨香不替，明德新民，音容宛在，弥殷钦敬。”他的学生、上海市府顾问李储文，以及市教卫党委书记刘克、市教育局及兄弟院校领导也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纪念会后还举行了坐落在上海师大徐汇校区西部湖边的“茂如亭”的揭幕仪式，亭匾由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书写。最近，我校一名退休教师为该亭赋诗一首，以表对廖世承院长的怀念与敬意：“师大校园一凉亭，古朴清雅乃一景。汪公命笔曰茂如，意在千秋长仰敬。”
　　廖世承担任上海第一师院、上海师院院长后，虽年逾花甲，但仍到教学第一线听课。一次，中文系张斌老师上语言学概论课，因为是一百多人的大班上课，一开始张老师并未发现廖世承院长在后排听课。课后张老师急忙请廖世承院长提意见，廖世承院长说了两点。张老师回忆道：第一，他问我这门课与其他相关课程如何配合，我一时竟答不上来，心里感到惭愧。从此我记得要教好一门课，必须把课程放在整个培养计划中加以考虑。第二，他问我大班课和小班课的优缺点，我了解他是主张上小班课的，然而我的回答是强调学生多，小班排课有困难。他没有说一定要怎么办，却说对这类问题需要调查研究一下。
　　廖世承一贯重视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所以十分懂得慎择教师、优待教师，善于使用、指导、督促和培养教师。他的名言是：“一个学校的最后成功，就靠着教师”、“教员为学校之命脉。”因此，除在教师来源上，对学历、经历、经验、教学专业训练、思想品行等方面严格选择外，还对聘用来校任教的教师在使用中加以培养。他经常通过亲自听课，了解教师的教学状况，发现问题及时与教师一起探讨，加以指导帮助，使教师不断提高。他根据教师的情况，或增加教师阅读书刊的时间，或给予脱产进修。为了推动教师开展学科及教学研究，他要求每学期每个教师要选定一、二个课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提纲或研究报告，轮流到会上发言，展开讨论，互相提高，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廖世承为提高教师的教学和研究能力，办学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学校自办刊物，或与有关教育刊物协作。在上海第一师院和上海师院任职时不仅十分关心办好院刊，还着力创办文、理科的学报，创建学术阵地。与此同时，学校还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建立关系，不断帮助教师出版研究成果的专著。
　　廖世承对各个时期的学生都非常关爱。他对学生的爱护与培养，不仅表现在学业与健康上，还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及课外活动等各个方面。廖世承办中等教育和办高等师范教育，是他一生谱写“教育奏鸣曲”的两大“乐章”。
　　廖世承的教育生涯长达51年。他热爱教育、热爱师生，兢兢业业、坚轫不拔地耕耘在中等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的园地里，为国家的师范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怀念廖世承院长，他创新的教育理论、丰硕的实践业绩、高尚的师德品格，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上海师大人将永远珍惜并发扬光大。
　　（节选自《师道永恒———上海师范大学名师列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