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演进
　　在中日之间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后，才迟迟于27年后的1972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不仅如此，中日邦交正常化并非日本的主动选择，而是美国改变对华战略所产生的国际效应之一，也是由当时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对于这两个有着百年恩怨，深层的历史问题并未获得实质性解决、又处于同一地缘政治板块上的国家来说，植根于普遍的历史共识和社会心理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解，邦交正常化并非如突然到来的那样简单。就这一点而言，两个国家和解的“中日模式”，显著不同于“德法模式”，从而使得中日关系的发展，也明显不同于德法关系的发展。不仅如此，对各自所在的区域影响和作用也大相径庭，德法和解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中日和解并未起得到本来应该起到的作用。由此可以认为，邦交正常化的中日模式，本身具有脆弱的一面，埋下日后中日关系出现种种问题的可能性，集中地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非均衡演进。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大规模的中日交流却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由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过渡，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制度条件，并曾有过一段“中日友好”的岁月。那时中日关系的突出特征是什么？首先，中国那时是一个政治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弱国，日本恰好与中国相反，是一个政治弱国，但却是经济大国。因此中日关系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政治大国与经济大国之间的交流关系；第二个特征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关系。
　　但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上这两个特征开始淡化了，意味着原有的中日关系格局已经被打破。首先，在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以后，仅就经济总量的绝对规模而言，中国已经不仅是一个政治大国，还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大国了；其次，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已经不满足于仅为经济大国的地位，跃跃欲试充当政治大国的角色。中国和日本分别力图改变自己强政治-弱经济、强经济-弱政治角色定位的国家转型，将使两国之间的互补型关系演变为竞争型关系，两国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在新一轮中日关系磨合期结束之前将不可避免。
　　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东亚区域的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形成竞争关系，从而深刻地影响到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因此，中国崛起的过程恰与中日关系政治与经济日益失衡的过程保持了时间上的一致性，这并不是偶然的。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决定中日关系的基本领域中，政治关系不断走低，经济关系则持续升温，概括中日关系这一显著特征的一个广为人知的词汇，就是“政冷经热”，这已成为一个典型化事实。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已经长期化，包括后小泉时代中日关系的有限改善，以及民主党上台后外交政策的调整，并未从实质上改变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态势。
　　政治家与企业家在中日关系上的理性冲突
　　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说明存在着帕累托改进，即在良好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存在着政治关系的改善空间，直至恢复到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均衡发展。但事实是，这种非均衡发展持续已有15年之长，恢复均衡并非易事。如果从理论上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可以发现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与现象背后的人的行为有关，或者说与主体的行动选择有关。中日政治关系的行为主体，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家；中日经济关系的行为主体则是中日两国的企业家。以下我们分别考察政治家和企业家这两个主体的行动选择，及其对中日关系政治-经济非均衡的影响。
　　一般意义上的常识认为，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但政治和经济确实往往是以不同的逻辑运行的，原因在于其背后的主体的行动选择是不同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在都是理性的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政治家和企业家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政治家追求的是包括再次当选、维护其统治等在内的政治租金最大化，企业家追求的则是利润最大化。
　　政治家的行动选择使中日政治关系趋冷。政治家的理性表现为追求政治租金最大化，无论在有选举制还是在没有选举制的政治制度条件下，民意基础对政治家来说都是至为重要的，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租金租值的增大或者耗散。因此政治家往往功利性地迎合或者屈从民意，以巩固自身政府的合法性。
　　最让人担忧的是，在中日政治关系趋冷的过程中，中日两国都出现了比以往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各种调查表明，两国人民的彼此好感程度在不断下降，说明中日两国互信递减，以至可能出现互信赤字。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的政治家都很难不为受到民族主义影响的舆论和民意所左右，从而在改善中日政治关系方面难以有所作为，甚至极端地迎合民意使中日关系一波三折。
　　小泉首相在其执政期间的政治行为，支持了上述论点。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一意孤行，对中国态度强硬，应视为在日本民族主义日趋强烈的政治氛围中，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和新保守政治的旗号，追求政治租金的最大化。实际上小泉已经成为战后日本第二位长期执政的首相，这一点部分地诠释了日本民族主义与小泉上述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
　　企业家的行动选择使中日经济关系趋热。资本的趋利性往往是摆脱政治约束的最大力量，即便在小泉时代中日关系一度走向冰点的时候，在开放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的紧张，也不可能阻挡中日两国经济的持续扩大的基本趋势，只要中日两国的市场对双方的企业家和投资者是有利可图的，这正是形成中日关系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动力所在。
　　目前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都是理性的，都会敏锐地认识到对方市场的重要性，但正如前面说过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虽然在都是理性的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他们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因此在中日关系上政治家的理性与企业家的理性起了冲突，政治家的理性使中日政治关系趋冷，而企业家的理性却使中日经济关系趋热，这两种理性的冲突，就使得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演进成为现实并长期化。
　　中日联袂提供“世纪公共产品”———东亚共同体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为，政治家对中日关系偏离理想状态负有更大责任，而改善中日关系的空间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因此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应该以最大的智慧和最大的魄力，使中日关系回归理想状态，而现在就面临一个现实的回归理想状态的路径：中日共同缔造东亚共同体，这将是一项为东亚区域提供持久和平与安全，并造福东亚各国人民的“世纪公共产品”。
　　区域国际公共产品包括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国际协议、合作机制等等。和东亚一体化进程相关的区域公共产品，原来就有“10+3”、东亚峰会、APEC，现在又加上了TPP；而“10+3”可能就要变成“10+6”了，东亚峰会则已经是“10+8”了。这说明了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合作机制供给过剩，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东亚区域要走上一体化的道路，亟需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率的区域公共产品来统合上述过多、缺乏效率的各种合作机制，即中日两国联袂建设东亚共同体，而不再拘泥于东盟主导的东亚一体化。
　　我们有理由相信，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安全，以及经济更大规模的发展，将会增大对区域一体化的需求，也许可以期待政治与经济深度融合的一体化最终将会在21世纪前半叶出现在东亚地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应该并且可以联袂提供这种“世纪公共产品”，中日两国的政治家要有魄力担负起这种历史赋予的责任，通过在政治领域里的深入合作缔造东亚共同体，扭转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格局，在更高水平上恢复政治与经济的均衡，使中日关系复归理想状态，并为东亚区域各国共生提供持久的和平与安全环境，真正彰显出中日两个国家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