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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民族文化的杰出使者———藏传佛教著名学者索南才让

“民院学者”系列报道(三)


  在藏学界,有一个学者的名字十分耀眼:索南才让(许得存)。
  1998年,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西藏密教史》,引起学界高度关注。有学者就此评价道:“本书既是索南才让同志多年来对密教的确切认识,是他对西藏密教的理论、历史、派别、修持、礼仪以及与密教有关的种种文化现象所做的深入研究和社会实践印证的结果,也是目前我国所见到的论述西藏密教部头最厚、最系统、最新的著述。”(黄心川:
  《<西藏密教史>序》)“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颂夏:
  《<西藏密教史>述评》)。它奠定了索南才让研究员在藏学界特别是藏传佛教界的独特地位。
  文化之旅一位真正学者的成长之路,实际就是一种文化的经历。在索南才让研究员身上,这种文化探索的轨迹就显得格外清晰。
  1962年,索南才让出生于青海省乐都县一个藏族家庭。“南山积雪”映照的瞿昙寺,位于青海省乐都县的瞿昙乡,索南才让少时就生长在这座人称“小故宫”的古刹边,沐浴着藏民族文化的光芒,这对他后来的学术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
  1979年,索南才让考入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专业。1983年,他以毕业论文《六世达赖喇嘛生卒年考》完成大学学业,并开始涉足藏传佛教研究领域。
  1983年,索南才让坚定选择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作为他的职业园地。到职青海社会科学院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受命入塔尔寺整理经卷。一个青年学者于是每天盘腿坐在冰冷的地砖上,伴着昏暗的酥油灯,一页一页翻看整理着连老学者都难懂的藏经。一年后,索南才让带着一部20多万字的学术手稿《藏传佛教高僧传》和10多万字的经文笔记走出塔尔寺。
  此后,索南才让又开始用汉文翻译近百万字的藏文经典《六世班禅传》,推动学界深入研究六世班禅生平的进程,踏入了前人少有涉猎的研究领域。
  1985年,索南才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界泰斗任继愈先生,专攻佛教学。8万多字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宗喀巴中论广释试析》,将藏学界习惯于对藏传佛教历史的研究,引入对著名人物哲学思想的研究。毕业后,索南才让就参加了青海社会科学院觉囊派寺院调查课题小组的学术实践活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走遍了从青海果洛州到四川阿坝沿途的寺院,整理收集了丰富的文献,翻译了《觉囊派教法史》,让这一派别的思想游离于藏传佛教之外千年后回归正统,使学界多年的争议归于明晰。
  1992年2月,索南才让告别了海拔2000多米的青海社会科学院,来到了海拔3600米以上的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当年4月,索南才让即参加了对珠峰自然保护区人文情况的调查。在此后的4年里,他参与了中国第一部汉文《藏族大辞典》的编写,翻译完成了《格鲁派教法史》的汉文译著,参译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藏族历史和发展的巨著《西藏通史》。他的学术视野逐渐开阔,积淀愈加深厚。
  1996年,索南才让进入西藏第一所高等学府———西藏民族学院任教,开始了他16年的教学、研究生涯。集教师与学者于一身的索南才让,在此成就了自己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不仅成为西藏民族学院的学科带头人和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而且在藏学界跃升为光彩熠熠的著名学者。
  “经典”学者作为一位藏传佛教和藏民族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索南才让所拥有的完整的学术素养,成就了他的学术追求,也被誉为藏学界的“经典学者”。
  在他故乡的瞿昙寺里,精美绝伦的壁画使童年的索南才让受到强烈的震撼。他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时,心中不无感慨:“上世纪60年代以前,普通藏族百姓只懂得自己民族的语言,而民族文字只有极少的一些人掌握,寺院的壁画实在精美,可惜我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啊!”藏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了他心中探索和传承的愿望,油然而生神圣的文化使命感:“藏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我是这个伟大民族的一员,我要一定把这些精华挖掘和展示出来!”
  在富于哲学思辨的藏传佛教研究领域,正是对于文化的崇尚和激情,催生了索南才让学术成就。他曾经告诫他的研究生:“要带着感情去研究,绝不能带着信仰去研究!”可谓是索南才让学术研究的真谛!
  对民族语言的谙熟,奠定了索南才让学术研究的扎实基础;对第一手文献的重视,构成了索南才让学术研究的“法宝”。他的深厚藏语功底为他的文献来源提供了直接而充分的保障,并形成了其突出的学术优势。仅仅是文献的整理和翻译,就成为索南才让学术研究的先发优势。他的研究立足点并不在研究本身,而在于对社会价值的正视。藏传佛教、苯教和民间宗教是西藏社会最主要的宗教文化形态,对西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在索南才让看来,研究西藏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两者如何在和谐社会的现代构建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不仅是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实现藏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必要条件。对第一手文献的重视和对学术社会价值的积极追求,使他的研究一直保持旺盛的活力,成为孕育于书斋而能走出书斋的优秀的社会和文化学者。
  高尚的志气和坚韧的毅力,成为索南才让成就事业的人格力量。从童年时候开始,他就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怀有真挚的感情,并立下志向,要为弘扬民族文化奋斗终生。在此后不同层次的学习和研究生涯中,坚强的意志力为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保障。异常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丝毫没有动摇他的追求,即使在寺庙和野外工作,也能始终不渝,直指目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研究生期间,严重的病情也不能动摇他的学术志向。在北京做完脖子囊肿切除手术后,索南才让拿着“生命判决书”回到青海继续治疗。但让主治大夫无法理解的是,一个体重从140斤骤减到了90斤的重症病人,从不向他询问自己的病情,而是在病床上始终抱着书查资料写论文,坚持完成8万多字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宗喀巴中论广释试析》。在妻子1993年患类风湿病后,索南才让便承担起了家务,夫妻恩爱有加,他依然继续奉献给社会以多样化的研究成果。
索南才让(许得存),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院长,教授(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哲学系博士生导师,西藏民族学院硕士生导师,西藏自治区学科带头人,西藏民族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藏社会经济与历史文化研究基地主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主编。西藏社会科学院和甘肃藏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索南才让(许得存)以十余部学术著作书写了自己精彩的学术历史。它们包括:《西藏密教史》、《西藏佛教诸派宗义》、《西藏佛教史》、《藏传佛教研究》、《六世班禅巴丹益西传》、《觉囊派教法史》、《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觉囊派教法史略》、《藏传佛教神秘现象释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参译)、《藏族大辞典》(参编)、《藏族传统文化大辞典》(参编)、《西藏宗教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宗喀巴[中论广释]研究》等。
  学术论文聚焦于藏传佛教思想、寺院、人物、历史、教育、藏汉交流等方面的研究。
  他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包括主持教育部青年项目《西藏佛教史》、教育部青年优秀教师资助项目《宗教文化与藏族社会》、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印度佛教后期经典精选翻译》、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项目《藏传佛教世俗化过程中与西藏社会稳定关系研究》、国家民委资助项目《西藏寺院文化研究》,承担横向课题《藏传佛教与和谐社会关系研究》、《藏传密教文化丛书》、《西藏寺院文化丛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