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团队在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现场合影 摄影/周剑
南非德班气候谈判大会场外“清华角” 摄影/顾阿伦
2011年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现场摄影/周剑
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终达成 《哥本哈根协议》
2007年印尼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厘岛路线图”，为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的温室气体减排谈判奠定基础
1997年日本京都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 《公约》生效后的第一份议定书草案《京都议定书》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脑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签署了全球第一个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
1979年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世界气候大会上，科学家提出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的警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上接第1版）每天早晨7点，去会场的班车已经在宾馆外等待出发。8点，代表团内部协调会；9点，“77+中国”协调会；10点，谈判会议正式开始。会议常常持续到下午，还没来得及吃一顿正式的午餐，下午紧张的谈判又开始了……随着大会议程的不断推进，工作层的谈判不断向部长级和首脑级的小范围磋商转移，谈判日渐白热化，工作强度和难度也随之加大。代表们从会场回到宾馆的时间越来越晚，往往觉还没熟睡，就又起身披衣坐上了回会场的班车。谈判最严峻的阶段，甚至三四十个小时无法离开会场。在哥本哈根，由于纬度较高，他们压根没看见过“童话之城”的太阳。
在德班，即使宾馆与会场仅仅咫尺相隔，他们仍来不及回去小憩片刻。
这些体力上的挑战，对于每年参与气候谈判、习惯于“打硬仗”的清华团队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真正的“魔鬼挑战”存在于谈判的每个细节中。
“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守住底线获得利益最大化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不能有丝毫松懈。”2010年留校从事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研究的80后青年学者柴麒敏博士，已经有过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经历。
在德班，柴麒敏所在的小组遭遇了一次艰难博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是一句空话，如何监控审评各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工作组主要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发达国家提出设立新的评审机构，发展中国家提出由联合国已有框架下的机构完成审评工作。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然而关乎审评的公正性和每个国家的实际利益。工作组的谈判持续了整整一周，形成若干方案提交给大会决议层。令人遗憾的是，最终这个议题由于各国存有分歧无法达成一致，仅承认这是一个探讨方向，但没有最终结论。柴麒敏介绍说，这在谈判过程中是很正常的事。在他看来，尽管让所有国家达成一致变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谈判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进步的必经之路。
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是科研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永不磨灭的番号”
气候谈判是场硬仗，清华作为最早的参与者，是在战场上活跃了10余年的“老兵”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高校学科建设百废待兴。时任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现核研院前身）所长的吕应中在国外考察时发现，与国内计划经济所采取的 “土账本”“拍脑门儿”的方式不同，发达国家的经济、能源政策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科学分析论证后制定的。深受触动的吕应中回到清华后，率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能源系统分析实验室。实验室初建时一穷二白，国内没有相关专业学科，更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实验室不得不临时从其他研究室抽调人手，从零开始。就这样，我国能源系统工程学科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气候变化问题开始被世人关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开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同年，清华作为国内最早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机构之一，承担了我国第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家级研究课题———亚 洲 开 发 银 行(ADB)技术援助项目“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家对策战略 (TA1690-PRC)”。1994年~1996年，时任核研院院长吴宗鑫、教授何建坤等参与完成了 “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这是我国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主要问题和战略。与此同时，我国气候变化的研究队伍开始初具规模。
清华也是从这时起开始参与到联合国气候变化的谈判中来，为政府谈判提供技术支撑。
随着国际气候谈判涉及问题的延展和深入，最初的研究者逐步被吸纳到谈判队伍中成为谈判者。从实验室走向谈判桌，从科研工作者到谈判专家，如何在角色身份的转变中寻找自己的定位？
多年谈判桌上的磨砺让他们在两种不同角色之间找到了平衡：身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本着科学的态度看待和分析问题，这是职责。身为一名谈判专家，需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底线，这是使命。二者不是矛盾的对立面，而是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
科研项目不仅可以作为谈判的技术支撑，谈判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方法也为科研工作带来了灵感。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美国提出发展中国家在国内采取的减缓行动缺乏透明度、减缓效果没有国际社会认可的测量评估报告，由此引发了新的谈判焦点：如何提高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透明度？如何在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上既维护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自愿性，又能提高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统一性？这些问题成为滕飞等人过去几年的研究重点，相关成果为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减缓议题上的谈判提供了对案。
“就像电视剧《永不磨灭的番号》里那支队伍一样，我们也是一支没有番号的队伍。但在战争打响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冲到最艰难的主力阵地上，虽然这与我们平时的定位有所差异，但是既然到了那个位置上，就应该打出漂亮的一仗！”滕飞坚定地说。
低碳之路，清华在行动
“气候问题分两个战场，在国外是一种博弈，在国内是一种平衡。”何建坤对气候谈判深有感慨。
如果说气候谈判是一场战争的话，那每年的气候变化大会无疑便是厮杀最为激烈的战场，胜负取决于战场上的发挥，更取决于“内功修为”。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仅是为了应对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压力，更是出于国家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是减少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过度倚靠不可再生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缺乏可持续性，而且还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化石能源的消费所带来的空气污染，不仅捧红了“PM2.5”，更让低碳问题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焦点。在2012年的两会上，很多代表纷纷表示：低碳减排不仅是发展问题、政治问题，更是民生问题。
中国要走出一条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发展路径，这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战略选择，也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如何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如何在国内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如何协调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这也是清华团队的研究核心。
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我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到把40/45目标细分到各个省市和每个行业中，清华团队不遗余力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从2008年清华低碳能源实验室建立（我国第一个以低碳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实验室），到成立 “清华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低碳能源大学联盟”，清华在低碳研究之路上始终走在全国高校前列。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国家紧急启动“973”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清华牵头承担了12个项目中的4个，7位教师入选“973”首席科学家，其中包括2位副教授。
在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上，清华团队又为自己增添了新的角色———“宣传大使”。在谈判期间，会场外搭建起“清华展台”，向世界宣讲中国的气候政策、节能减排成果，散发研究论文，吸引了众多目光。会议期间，清华还与日本地球环境研究院等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举行多场边会，围绕“亚洲应对低碳发展”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取得了良好效果。
2011年12月20日，国家发改委专门发来感谢信，对清华教师在德班气候变化谈判大会上的出色表现表示肯定。对清华团队来说，谈判还将继续，低碳之路任重而道远，他们将继续一如既往地全力投入，为地球的绿色未来和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公约，于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 （COP）于1995年在德国柏林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