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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语言研究又出新成果 我校科研影响力不断提升——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成果《〈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丛书》发布















  9月25日,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成果《〈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丛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该项目由华学诚教授主持,丛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张东刚,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王路江、校长崔希亮,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查卫平,著名学者唐作藩、郭锡良、王宁、张双棣、张联荣、黄天树,以及中青年语言学专家姚振武、张猛、张博、杨荣祥、张民权、张旺熹、孙玉文、王贵元、孟蓬生、王立军、邵永海、赵日新、魏德胜、程娟、罗卫东等6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围绕《丛书》的选题、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价值和意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对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和北京语言大学学术地位的不断提升寄予了厚望。
  “《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是北语获得的第一个教育部后期重大项目。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王路江、校长崔希亮在致辞中表示,最近十几年来,北语已经向学术界奉献了一批类似这样的重大成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北语从上个世纪末以来,把学科建设摆在了头等重要的地位,把国际型高水平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围绕这一办学目标和学科建设这个中心,花大力气引进杰出的学科带头人,尽最大的可能对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进行投入,提供尽可能完善的科研条件,积极组织力量参与国家各类各级项目的投标申报,鼓励并支持开展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包括请进来、走出去,举办各种高水平的学术会议等等。除此之外,各级科研主管部门,尤其是教育部的大力支持,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关心与帮助,高等教育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高水平出版机构的通力合作也为我校科研成果的不断产出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他们对学界前辈们长期以来给予北语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表示,以《丛书》的发布为契机,全校各个学科都将积极组织力量,逐步形成科研团队,努力争取承担更多的国家重大课题,包括应用性研究课题和基础性研究课题,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培养出高水平的中青年队伍,从而为把我校早日建设成名副其实的国际型高水平大学做出贡献。
“一个项目、一个成果、一支队伍”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丛书》,是华学诚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在丛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上,华学诚教授以“一个项目、一批成果、一支队伍”对课题研究和丛书的编写情况进行了概括和介绍。
  “一个项目”。 一个有价值的重大项目的提出,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研究、长期积淀的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华学诚教授开始着手扬雄《方言》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了一个系列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历代注家进行研究,完成《方言》研究成果的总结,为今后《方言》的利用和进一步探讨提供新的基础。二是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眼光、从学术史出发,对扬雄《方言》的用字、词汇以及扬雄在词汇研究上的贡献,做出全面系统的探讨,把扬雄《方言》研究推向深入。三是结合《方言》和扬雄的其它作品,展开对汉代方音、文字、词汇、语法的研究,为汉语史的断代研究和历史分期提供参考。四是把扬雄《方言》的词汇纳入词汇史、方言史进行考察,由此探求汉代方言词汇的传承、演变及其规律,包括方言词汇在发展过程中与通语词汇交互影响的规律。
  第一个研究计划的完成,主要成果就是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的《扬雄方言校释汇证》,这部著作得到在座前辈学者的充分肯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也获得了很多荣誉。现在这套《丛书》,实际上是第二个和第三个研究计划的成果。2007年,华学诚教授以《扬雄<方言>与汉语史研究》为题,申请高等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基金项目第二期,获准立项(课题批准号:200710);经过两年的努力,基本研究任务初步完成,在研究相对充分的条件下,2008年以《<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为题,申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不仅获得了批准,而且被终审专家组一致推荐立为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08JHQ0001)。
  “一批成果”。在完成这一项目的过程中,该课题组总共公开发表了42篇论文,最终成果就是今天发布的这套 《丛书》,共有八种专著。
  这套《丛书》包括《方言》研究系列和与《方言》相关的汉语史研究系列这两个系列。属于 《方言》研究系列的是《扬雄<方言>校释论稿》、《扬雄<方言>用字研究》、《<方言>与扬雄词汇学》和《两汉方言词研究》;属于与《方言》相关的汉语史研究系列的是 《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的语音研究》、《<扬雄集>词汇研究》、《<法言><扬雄集>词类研究》和《两汉语法比较研究》。
  《<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丛书》集中体现出来的特点有三个,一是重视突破,尤其重视难点的突破;二是重视材料,尤其重视第一手材料;三是重视方法,尤其重视方法的针对性。这套丛书中的每一种都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子课题,各自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一个完整的课题,这套研究《丛书》又体现出整体性和系统性,其主要表现是,该课题以两汉之交的专人作品为基础材料,以两汉语言文字作为研究对象,融时点描写与历史考察、专题研究与整体研究于一体。
  “一支队伍”。无论多么杰出的学者,耗尽毕生精力在一个学科里所能做的都是极其有限的,因此从古到今的中国学者都极为重视培养人才。该项目组织年轻的学者参与共同研究,不仅出了成果,而且带出了一支队伍,这一实践表明,从事业发展的角度看,人才的培养可能比几篇文章、几本书更为有意义。
  项目组成员中有5位做过华学诚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他们是复旦大学的路广、洛阳理工学院的王彩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马莲、华东政法大学的王智群、中南民族大学的谢荣娥;另外两位,北京语言大学的魏兆惠、中山大学的吴吉煌也与华教授有密切关系。他们因研究旨趣的相同相近而走进了一个共同的项目,并在项目的研究、完成过程中加深了交流,提升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
《丛书》为中国语言学提供了最新的成果
  《丛书》以两汉之交的专人作品为基础材料,以两汉语言文字作为研究对象,融时点描写与历史考察、专题研究与整体研究于一体,探索《方言》与两汉时期语言文字的特点和分期属性,为考察两汉时期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专家们一致认为,该丛书的出版为《方言》研究、两汉语言研究乃至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为中国语言学提供了最新的成果。
  北京大学唐作藩教授:这部丛书内容丰富,有许多新的创获,为中国语言学史和汉语史的研究作出重大的贡献。
  北京大学张联荣教授:这个成果确实是很有意义的,看起来是对扬雄《方言》一种文献的研究,实际上关乎到秦汉语言的研究,涉及到词汇、语法、语音方方面面,这套书把《方言》研究做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细致,这大概是到目前为止最为系统、最为全面的一个总结。
  北京语言大学张猛教授:此丛书尤可称道者,乃作者之朴学精神。三五同人,青灯素案,呕心沥血,奋发自强,不图哗众取宠,不谋阿俗谀世。冷板凳,长寂寞,耐得住,经得起。甘心奉献,无私无怨,且乐在其中。为传统文化培本,为中华文明增光,可为学范,可启学人。
  北京大学孙玉文教授:研究汉语史要有时空观念,而《方言》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这本书非常值得研究,可是多少年来我们的研究还是滞后。华学诚教授选择《方言》作为突破口来研究两汉的方言,这条学术道路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丛书非常重视材料的爬梳整理。比方说,《方言》的奇字问题,原来有些学者说这些奇字是扬雄自己造的,但是怎么证明这些奇字是扬雄自己造的?你的根据何在?这套丛书就对《方言》奇字是否是扬雄自己造的提出了新的看法。再比方说,我们要利用《方言》研究两汉时期的语音现象、词汇现象,必须要注意对应关系,特别是要注意系统的对应关系,这套丛书在这方面也有深入的探讨。所以,这套丛书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都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与会学者在肯定丛书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同时,也指出汉代的语言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短时间就能完成的,所以这个项目还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留下了很多研究课题,有待继续努力。与会学者对华学诚为首的课题组成员及该研究课题的发展提出了希望和鼓励。
  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方言》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拿字来说音——《方言》是用字来写的,但是我们要说音,要把“音化字”找出来,不能只从假借这类文字学视角上去说。《方言》词和字的差异、词和字的统一,也是非常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不少,还有很多可继续研究的空间。
  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这套丛书还只是一个开头,因为这个题目是非常大的,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几年甚至一二十年能够解决的,希望作者能继续做下去。十年来,关于中国语言学到底该怎么走,这种争论还在继续,而且意见分歧依然很大。有些人不断要求我们跟国际接轨。我认为,如果是研究印欧语言,我们确实应该跟国际接轨,但是如果研究汉语言,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没必要强调一定要与国际接轨而向西方看齐。
  北京大学张双棣教授:汉代语言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所以汉语史的研究工作,就像王力先生所说的,是若干代人才能完成的,我们后面研究汉语史的人应该很好地按照王力先生指出来的路,继续前行。
  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教授:这套书的参考文献中不仅有传世文献,而且有出土文献。这几年秦汉简出土不少,还有一大批材料尚未公布发表,今后可以而且应该努力把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希望今后的研究多关注地上地下的结合,取得更大的成就。
  北京大学孙玉文教授:这套丛书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研究课题。比方说,扬雄《方言》说某一个方言用了这个词,那么这个词是否是西汉末才出现的词?从理论上讲,这个还不一定;还有,说某一个方言出现这个词,并不一定说其他方言不出现。所以,我们应该把《方言》中的一些词与其他文献分时空、分地域进行互证,这样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全面。
  《丛书》由华学诚教授牵头,带领一支团队完成一个课题,在出了一批成果的同时也锻炼了人才队伍,团队成员中几位年轻的研究者伴随课题成长并走向成熟。这一人才培养模式也获得了专家们的好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孟蓬生研究员:华学诚教授在他介绍的内容里面提到的人才培养模式,即一个课题,一批成果,一支团队,让我很有感触。其实这种模式,以前也有过。王力先生在编《汉语史稿》的时候,也有一个编辑室。当时,像在座的唐作藩教授、我自己的硕士导师许绍早先生等都参与了。后来,这种模式被证明是很成功的。我觉得,这种模式在以后的课题研究中,应该借鉴!
  课题组成员代表、洛阳理工学院王彩琴:我觉得把学生带进课题进行实际研究锻炼,是最为有效的人才培养方式。在读博期间,我很想接触研究实际,但是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是华老师让我承担了他的全国优博课题的子课题,毕业后又继续让我参加他所主持的教育部后期资助课题,这两个重大课题的参与并最后完成的过程,使我更具体更真切地学会了研究,我的成长与这两个重大课题密不可分。杰出的团队带头人,课题组团队优化、优势互补等,是成功完成大型课题的保证。
专家对后期资助项目的设立和出版方式予以高度肯定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这些学科的基础研究,需要长时期的积累与探索,提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问题都是漫长的过程,问题的解决则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因此,后期资助这种支持方式特别有利于成果已经基本形成的基础研究,专家学者们对这一项目的设立予以高度肯定。
  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张东刚: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教育部2006年启动后期资助这个项目,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鼓励高校教师厚积薄发,加强基础研究,勇于理论创新,推出精品力作。高校是人文社科基础研究的重镇,而推动整个文明创新、学术繁荣的根本还在于基础研究,我们要摒弃那种“快餐式”的成果,一定要出“大餐式”的成果。
  在我们的项目管理办法中,从2006年起已经悄然改变了评价方式,不仅支持著作和论文,除了教材之外,一切能承载新思想新观点的科研成果的载体形式,我们都支持。不看成果载体,只看学术贡献。彻底摒弃重数量、重载体而不看内容的评价导向,坚持质量第一、科学评价。为了营造新的以质量创新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提高整个高等教育质量,在今年年底之前,教育部会出台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若干意见。同时还有谋划未来十年发展的一系列文件,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中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体系。在计划当中,下一步即将启动一个新的项目,即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中长期重大专项。支持的额度会更大,支持的时间会更长,支持文史哲经管法所有学科的基础性问题。重点支持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全局和学科创新发展的基础性问题研究,重点支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研究,重点支持对人类社会发展共同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础研究,重点对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民族精神、促进文化传承创新有重大作用的基础问题研究,加强文献资料整理研究,推动在整理基础上的综合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教育部设立后期资助项目做得对,应当坚持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支持,这对学术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这套丛书所展现的厚重成果,也证明后期资助是最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律的支持方式,如果能从制度上保证对这样的研究还有后续的而且是连续不断的支持,那么对基础研究的深入、对学术研究的推进、对学科水平的提高,都一定是有积极意义和重大作用的。
  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教育部这个项目设立得非常好!后期资助项目的设立具有远见性。如果拍拍脑袋就能见成果,就会导致急功近利,就会助长浮躁,甚至申请到了项目也不好好完成。后期资助项目的申请,要求申请者须有很好的积累。因为是后期资助,就不是急功近利的,三年完成的项目实际上不止三年,在此之前已经完成大量工作,立项以后的这三年只是修改工作而已。华学诚老师研究《方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读硕士就已经开始了,真正体现了学者对自己研究兴趣、研究志向的坚守,这套丛书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积累。
  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立项之后,研究者无须考虑出版问题,教育部确定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出版发布平台,从而形成了从立项到支持直至出版的完整服务体系,这一创新性制度安排也受到了与会专家的热烈欢迎。
  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查卫平:该丛书由国务院前副总理李岚清亲笔赠言,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任继愈先生亲笔题词,社科司为这套丛书专门撰写了总序,高教社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精心组织后期资助结项成果的出版,全力保证出版学术精品。
  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王丽:为了保证书稿达到精品书质量,社内编辑要求经验丰富,而且具备专业背景;社外审稿则必须聘请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级专家,终审则应请权威专家。这套丛书出版过程中,专家、编辑、作者配合默契,交流及时,沟通顺畅,做到了所有工作均紧张、有序、高效。进入印装程序时,排版选择了高教社最好的公司,印制选择了高教社质量最好的厂,为保证不出现色差而调用了最好的纸,统一裁切、同时印制、同时装订、同时入库,确保了套书成品规格的一致性。
《丛书》是北语学术地位不断提升的标志性收获
  《丛书》的出版发布是北语科研史上值得记载的一件大事,是北语近年来重视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大力引进科研人才,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学术地位不断提升的标志性收获。与会学者肯定了北语近年来取得的诸多科研成果,并对北语未来的学术发展之路寄予厚望。
  北京大学唐作藩教授:过去人们对语言大学的印象,好像只是专门教外国留学生学汉语和培养出国的汉语教师,和现在各个大学里对外汉语教学的相关学院,华文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好像都差不多,但是这十余年来,北语给我们的印象和影响就大不一样了。首先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不断地涌现,其次,这些年来,古今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词源学的专著陆续出版,近期,华学诚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更是锦上添花。希望北语今后更上一层楼!
  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教授:首先我对北京语言大学这些年学术地位的提升,表示祝贺!我觉得一个大学学术地位的关键在于人的问题,要有一个高水平从事教学研究的师资队伍。北京语言大学这几年引进不少人才,我想今天这个《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丛书的发布会,就是因为引进了华学诚老师这样很有成就的学者。这不仅是他本人的荣誉,也对提升北京语言大学学术地位,起到很好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在当前的学术方向上,有些倾向于西方,有些倾向于传统。我的感觉是北京语言大学这两种力量、两种东西都在发展,北京语言大学的学术还是比较自由的,允许大家争议,允许大家持不同方向。希望北语今后能够使学术在保持竞争的过程中,给大家更多的空间,给大家更多的自由。将来,北语的发展会大有前途!
  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处长张维佳教授:这几年北语的科研管理工作加强过程管理,特别是提高服务意识,经常和各位教授沟通,希望他们能够拿出重大成果。我们要以这套丛书的出版为契机,更好地加强管理,加强和教师们的沟通,努力在近几年拿出更好的有代表性的成果。
  “十一五”是北语科研取得重要发展的五年,从项目数量到科研产出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十一五”我校公开发表科研成果2432篇(部),是“十五”的2倍多,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16项,是“十五”的1.4倍,获得各级各类项目366项,是“十五”的2倍多。学校整体科研意识增强,各级各类项目数量得以增加;重视搭建学术研究平台,创新团队建设得以增强;开展高端学术活动,良好学术氛围得以营造;积极实施学术“走出去”,国际学术合作得以加强;成果质量有所提高,科研影响力得以显现;管理工作不断创新,科研增长点得以培育。“十一五”期间我校陆续成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十一五”规划项目二级管理单位、“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单位,还同北京外国语大学合作推进“全国外语院校科研管理协作会”工作的开展,此外还将学术带头人推荐进入各级学术评价共同体,共有265人次参加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项目的评审和结项鉴定等,这些都为学校科研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