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领导辅导报告的基础上，全体与会人员围绕党代会提出的新理念、新要求、新任务，以及辅导报告中的新解读、新思路，展开了积极而热烈的分组讨论。图为各分组讨论现场。
（上接第一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刚到复旦时对办学中的理想主义说过这样一段话：令人有些沮丧的是，现在“理想主义”这个词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理想主义”不能遭到如此贬义的理解。从哲学上来讲，理想主义带有彼岸性，你可以尽可能地逼近这个“彼岸”，但是你永远到达不了“彼岸”。她“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如果没有她，就无法照亮“此岸”。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告诉了我们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她的存在，我们才能做到坚守“学术为本”，坚守“服务社会”，坚守“服务国家”，坚守我们的道德，这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他的这段话值得我们认真体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三个为本、三个促进”的理解。
（二）深刻理解“三个为本、三个促进”的内涵
1.关于“坚持育人为本，促进人才辈出”。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从现代大学的社会职能看，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使命。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大学的职能在不断拓展，但这种拓展始终没有脱离人才培养这个核心任务。从本质上说，大学是教育机构，对大学来说，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很重要，但绝非同等重要，人才培养才是大学最根本、最重要的职能，是大学的首要任务，而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这是大学区别于科研机构（它们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科学）和企事业单位（它们的根本任务是服务社会）的关键所在。南航是国家举办的大学，首要的甚至可以说唯一由国家下达的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其他任何任务都是附属的，都是自己去争取的。我们搞无人机研制及其他科研任务，都是我们自己去申请的，人家觉得你有水平才给你。因此，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要按中央的要求，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才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讲政治。
第二，从现代大学的财政来源看，人才培养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尽管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模式不尽相同，但以在校生数为基础划拨经费这一点则大同小异。基于学生人数的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往往是大学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是大学可自主支配的经费的主体。分析一下我们学校所有的经费，只有两笔钱不用你去争取，由国家直接下拨：一个是研究生培养经费，一个是本科生培养经费。因为每年由发改委和教育部代表中央政府下达高校招生计划，给了任务，就给你钱。目前，大学办学经费紧张是一个世界性问题，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已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生源的争夺将更趋激烈。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大学纷纷采取措施加强人才培养尤其是本科生培养工作，以吸引更多的学生。20世纪末以来，像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世界顶尖大学，已在校长的直接领导下完成了数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建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大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我们应该以更加强烈的危机意识，未雨绸缪，从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谋划好南航的人才培养工作。
第三，从现代大学的成功经验看，人才培养质量是社会评判大学办学水平、决定大学社会影响力的首要因素。当前，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各种形式的大学排行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大学办学水平的评判。从发达国家的大学排名所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来看，人才培养质量的分值最重，远远超过科学研究，这也是发达国家大学评价与我国的各类大学评价的最大区别。对此，原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王战军曾组织过深入的比较研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1：各国的大学排行榜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培养人才是高等学校的最基本的职能,认为在教学质量与毕业生质量难以定量比较的现状下,如果抛弃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过于渲染科研成果对高等学校的重要性,可能带来教学质量和毕业生质量滑坡的严重后果,最终高等学校将变成纯科研机构,完全的科研成果的产出地。例如:在《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南2所采用的各项指标中，教学评估的权重为2.5，毕业生去向(按毕业后6个月计)和毕业率等均为1，而科研评估仅为1.5（详见表1）。同样，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3大学排行榜所采用的指标体系中，师资实力、学生保有率、校友赞助率、毕业率履行状况等反映教学质量与毕业生质量的指标，占的权重约为50%，而反映科学研究方面的指标即学术声誉指标所占权重仅为25%左右（详见表2）。
而一项由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的重要课题——“大学排行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报告4认为：我国的大学排行中，权重设置的方法不尽合理，科研指标所占的权重比较大。比如：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反映科研的指标有5项，占总权重的90%；网大反映科研的指标有11项，占总权重的60%以上；中国校友会网反映科研的指标有14项，占总权重的45%以上（详见表3，表中只列出了三级指标）；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反映科研的指标有18项，占总权重的42.91%。
可以说，“中国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既有与生俱来的痼疾,也有后天人为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以偏概全,比如以科研代替整体,把大学等同于科研机构,忽略了大学的人才培养功能”。5
但是，我认为必须着重指出的是，我们不仅要强调人才培养是现代大学的首要任务，还要强调科学研究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与中小学不同，大学的人才培养过程具有很强的研究性和实践性，大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从事一定的科学研究活动，在探索知识、应用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可以说，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本身就具有教育功能，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与手段，没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就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对此，许多西方著名大学的校长都有深刻的认识。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廷认为，在任何杰出的大学，教学与研究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最优秀的研究和学术工作中获得的、在最佳的学术期刊和最优秀的专著中发表的重要思想和发现，是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源泉。这是优秀大学中的教学与其他类型大学的教学相区别的重要方面。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卡斯帕尔指出，尽管面对无数诱惑，斯坦福大学始终坚持把教学与科研的结合看作是它的主要任务，这也是它的优势。大学的教学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有利于研究生教学，甚至本科一级的教学也能从中受益……学生获得的是运用基本原理进行思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培养可以产生创新的种子。
2.关于“坚持学术为本，促进学术繁荣”。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什么是学术？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一词是西方的“舶来品”，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学者还是把“学”与“术”二字分开来使用的。例如，严复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求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梁启超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夫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也。”蔡元培的解释是：“学和术是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在他们看来，“学”与“术”差异甚大。这与西方国家对学术的理解较为接近。学术一词Academy最初就是指柏拉图创建的以“阿卡德米”（Academy）命名的学园。在这种学校里，人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我们可以看看英语词典中对Academic(学术的)一词的解释。《牛津高级辞典》（1989年版）的解释是：“学校的，学院的；非技术的或非实用的。”《剑桥国际英语辞典》（1995年版）的解释是：“与学校、学院、大学有关的，或者与学习和思考有联系的，但与实用技能无关。”这些对“学术”的解释有两个共同的主要特点，一是与学院（大学）有关，二是非实用性。可以看出，在欧洲的传统中，学术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以发现知识为目的的非实用性探索。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传统的“术”（即知识的应用，实用性探索）的系统性、复杂性、学理性也越来越强，“学”与“术”的结合日益密切。因此，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活动结果，“学术”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辞海》（1999年版）】；作为一种活动，“学术”指的是以发现知识、探究学理、发展学问为目标的实用性和非实用性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学术不等于科研，并不是所有的科研都能称其为学术研究。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的需要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真正的学者应该崇尚学术，像爱因斯坦所说，“以追求真理作为目标，而不仅仅把学术作为谋生手段，更不会把学术当成赚钱的手段。”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只有真正理解“学术”的内涵，并以此为标准进行学术工作和学术评价，我们才能不断追求学术卓越，才能取得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促进学术繁荣。
第二，为什么大学必须有学术？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报告里也说得很清楚，“与其他层次的学校不同，大学是通过研究和传授高深学问来培养学生的。大学之大，不在校园之大、楼宇之大，而在学问之大（有高深学术）、教师之大（有学术大师）。学术性是大学最重要的特征”，“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学术研究的高水平，就没有人才培养的高质量，也就没有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这里，我再简要补充说明一下。蔡元培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是众所周知且被普遍认可的说法。研究高深学问，探索未知领域，攀登智慧高峰，是大学区别于其他教育机构的本质特征。大学的生命在学术，学术是大学生命的源头活水。大学必须以“学术”为魂，学术氛围不浓、学术含量不足的大学，不可能成为高水平大学。花大力气营造浓郁的学术空气，让校园充满浓郁的学院气息、学府气息，应是大学建设的重要任务。
第三，大学的学术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个问题我曾谈过多次。长期以来，大家都习惯性地认为，只有专业科研才能算作学术，只有发现知识、应用知识的活动才称得上学术研究。对于教学(如何传播知识)，我们很少将其上升到“学术”的层面加以理解和评价。这是造成教师不重视教学、教学水平难以提高的深层原因。大家都清楚，目前许多大学教师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的教学本身，他们可能会著作等身，但在其中很难找到一本关于大学教学本身的研究著作甚至一篇高水平的研究论文，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为改变这个现状，美国教育家、前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厄内斯特·博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对大学学术的内涵作了新的界定。他认为，大学里有关学术的内涵不应仅仅指专业的科学研究，而应该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即：探究知识的学术、整合知识的学术、应用知识的学术和传播知识的学术(即教学学术)。我很赞成他的这个观点，大学的学术研究既有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还应包括教学研究。我们要把教学视为一项学术性事业，教师应该把教学作为一种学术去学习和研究。学校要重视教学学术研究，给教学的学术以应有的尊严和地位，促进专业科研水平和教学研究水平的全面提升。
3.关于“坚持航空为本，促进特色发展”。这个部分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有两点：
第一，国家战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大学特色发展的方向指引和动力源泉。兴趣是科学探索之父，需求是技术创新之母。下面我以军事技术进步为例来说明一下。美国著名科技史专家乔治·巴萨拉指出：“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军事技术时，商业上的可行性就情有可原地屈居次要地位了，对成本和足够的投资回报的关心被战时或和平时期确保国家安全而产生的紧迫军事需求所取代。”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于二战期间，是由军方提供经费，为解决弹道计算而研制的。通用电子计算机最初发明，也是主要供国防尖端研究部门和军事部门使用。而巨型计算机则是由于核武器设计、反弹道武器系统、空间技术等都要求计算机有很高的速度、很大的容量，而一般的大型通用机远不能满足要求才产生的。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也是靠军事牵引的。1959年7月，罗伯特·诺伊斯申请了用平面工艺制造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的专利权，使计算机进入了集成电路时代。而正是由于导弹、空间等尖端军事技术的大量需要和应用，才刺激了诺伊斯所在的仙童公司的迅速发展。今天风靡世界的因特网，也是由军方网演变来的。1968年夏，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将开发计算机网络的标书交给博尔特·贝拉尼——纽曼公司。该公司于1969年9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接口信息处理器，并应用于国防研究项目比较集中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研究院等单位，于是出现了阿帕网。
同样，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特色的形成，也离不开国家战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和科技需求的方向指引。正是在满足这些需求的过程中，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深刻的感受。南航已有的办学特色都是如此。没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家对直升机、无人机研制的重大需求，就不可能有今天南航的航空特色和优势。
第二，特色发展可以带动更多的需求、机遇，带来更多的资源。我们必须在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中培育新的特色和优势。一方面，瞄准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我们在航空等特色学科领域的优势,整合多学科资源，组建行业共性技术创新和技术集成平台，着力解决制约行业和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使已有特色进一步强化，在更高层次上促进特色发展。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的科技和人才优势，主动服务工业化、信息化、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各个学科的优势，凝炼方向、整合力量，在更多领域形成新特色，在更宽领域里促进特色发展。这一点报告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在此我不再赘述。
三、明确新要求
新的起点、新的共识，对我们的办学实践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
（一）提高本科生教育质量、提升研究生教育水平是首要任务
我们要牢牢抓住提高教育质量这条主线，把智慧和力量统一到干事创业的具体工作上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蒂尔曼（ S. M. Tilghman）认为，大学需要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做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