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初中的女儿很偶然地发现了我那枝黑杆老式钢笔。她好奇地问我那是什么牌的钢笔。我告诉她那是“姥姥”牌钢笔。看她半信半疑的样子，我说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听我慢慢讲来。
　　那一年，我十岁，刚上小学三年级。记得入冬以后的一个星期天，妈妈打发我给十里外的姥姥送两碗生豆芽的黄豆。接到任务后，我便连蹦带跳地往姥姥家赶。因为每次去姥姥家，姥姥总能给我搜寻出一些好吃的，有时是一块冰糖，有时是两颗红枣，有时是一把炒大豆，有时是一颗煮鸡蛋……也说不清是什么心理作怪，虽然不上学，但我还是别着花了1.72元买的新钢笔去的。
　　一路上，我不时地摸一摸别在棉袄左前胸口袋里的钢笔。那是一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穿衣裳了，能遮羞就不错了。为了让我别钢笔，妈妈好不容易找到一小块布，在我的中式棉袄的左前胸上缝了一个明兜。由于布很小，兜也就很浅了，钢笔只能斜着插。
　　到了姥姥家，姥姥给我端出一只炖好的沙鸡，说是姥爷打住的。姥爷、姥姥看我别着钢笔，就让我给在萨拉齐中学教书的舅舅写信。我一掏钢笔，只剩下笔帽了，再一摸兜，兜的左下角开线了。我哇的一下哭出了声，返身就要回去找。丢了钢笔，挨打倒不算什么，让我发愁的是多会儿才能有钱再买上一枝。姥爷、姥姥让我吃了沙鸡再走，我哪能吃得下啊。他们看我哭个不停，姥姥问完我这枝钢笔多少钱，就让我解下用塑料头绳拴着的笔帽，而后又从靠锅台的席子底下搜罗出一些零钱，又翻出一包西瓜籽，一并递给姥爷，让姥爷去村里的分销店卖了，照着我笔帽的样子再买一枝。不一会儿，姥爷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说还差五毛二分钱。姥姥一听急了，让姥爷出去借借看。姥爷借了几家也没借到，眼看分销店就要关门了，姥姥把盘在脑后的“圪嘟子”打开，用剪子剪下了她的头发，让姥爷拿上赶快再去分销店。姥爷走后，我担心钱还凑不够。果真要是那样，就要逼死姥爷、姥姥了。在我等得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姥爷高举着和我丢了的那枝一模一样的钢笔回来了。我破涕为笑，一头扑进了姥爷的怀里。
　　这枝钢笔，我从小学一直用到了高中，直到笔尖秃得写出来的字像毛笔一样粗，我才让它退了役。你说我命名它为“姥姥”牌钢笔有没有道理。
　　或许，正是由于我有这枝“姥姥”牌钢笔，恢复高考后，我才能写出最好的答卷，从而被重点大学录取。要是没有这枝“姥姥”牌钢笔，我也不可能写出并发表二百多篇诗文。
　　去年，我带老婆孩子回老家过年，和妈妈住在一起的姥姥一眼就认出了我，还悄悄地问我，孩子是不是我的女儿。一转身，姥姥又问妈妈孩子是不是我的女儿。姥姥确实是老了，毕竟是九十岁的人了。无意中，女儿问起她那枝钢笔的事，姥姥说得竟和我差不多，这下女儿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