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章诒和先生《往事并不如烟》，在章先生的笔下，康同璧、罗仪凤母女急公好义的侠骨柔肠，以及她们身居逆境却仍怡然享受生活的平和心态，令我辈在感叹时艰之余，对康氏母女平添几许感动和钦佩。
　　笔者由此不禁想起《蒋廷黻回忆录》中有关曾国藩之孙的一段回忆，与康氏母女之事差可一比。
　　蒋廷黻有次赴朋友宴会，发现客人们或吃茶，或嗑瓜子，或天南海北地闲聊，但就是不开饭，这让蒋廷黻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个年纪相当大貌似小商人的人走进来，他头不梳，穿一件黑色缎马褂，上面沾满尘土和油垢，黑色棉袄外面罩一件蓝色大衫。下摆拖到地下足有一寸多长。”蒋廷黻对这样一个人自然是不屑一顾，但幸好此人来后就开饭了。肚子早就饿了的蒋廷黻这时光顾吃东西，对他们讲的什么自然无暇顾及了。但几道菜后，蒋廷黻突然听见那个“小商人”正在讲古罗马城的纪念门，并指出希腊和罗马的纪念门的区别。接着，这个“小商人”的话题又从明陵转到西安。后来，“小商人”的谈话内容又转到音乐上来，认为最好的歌剧院是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并告诉在座客人孔庙乐器的演奏方法，以及中国音乐单调和忧伤的原因。蒋廷黻起初对这位 “小商人”的不屑一下子无影无踪了，对他渊博的知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由得感叹“无疑地他是一位古迹、名胜、音乐、戏剧……的名家”。事后，蒋廷黻从主人处才得知，原来这位落魄的“小商人”就是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之孙。
　　蒋廷黻没有在文中明确说明这次令人难忘的“邂逅”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等细节，但根据蒋氏回忆录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大致可推断此事似应发生在北平1925年某个冬天的日子。因为这是其回忆录中第十一章———国内游历（1923-1929）———中“北平”一节中的内容，在回忆此事的上一段，蒋廷黻对北平曾有过这样的感叹———“有闲阶级不仅藏起他们的财富，甚至他们的嗜好，特殊技能和知识也不愿为人所知。你要从高耸的院墙偷看过去，才能见到院内可爱的景色，你要和对方聊上几个小时，才会发现他是某一方面的行家。”而且就在回忆此事的下一段，他谈及十年以后访英时听到的有关这位“小商人”的另一轶事，而蒋氏在该书第十四章———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中明确说明：“我首次访英是在一九三五年春。”因而可推知蒋曾相遇应在1925年；从曾国藩之孙的衣着和客人们谈论满洲溜冰方法的聊天内容，可大致推出应为是年冬天。
　　另一件关于曾国藩之孙的轶事，是蒋廷黻在1935年访英时在英国北部听葛累（Grey）大夫所说。义和团举事时，葛累在北平的英国驻华使馆担任医生。一天，葛累骑驴到哈德门街。突然，一辆黄包车从巷子里冲出来，惊了葛累的驴子，差点把他摔了下来，葛累气得挥拳欲打拉黄包车的。就在这时，黄包车上的乘客举手拦住了他，并用一口流利的牛津腔英语对葛累说：“你不能这样。”葛累顿时大吃一惊，更让他惊奇不已的是对方居然衣衫褴褛，貌似落魄之徒。经过交谈，葛累才知道对方是曾国藩后人，俩人很快成了朋友。葛累后将其介绍给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 （SirJohnJor鄄dan），朱尔典通过与他的接触，对北平的历史、艺术与光荣的过去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
　　蒋廷黻笔下的曾国藩之孙究竟是谁呢？蒋廷黻没有明确说明，但我们通过其它资料不难发现他的真面目。
　　曾国藩有二子：曾纪泽、曾纪鸿。曾纪泽之子为曾广銮；曾纪鸿有三子：曾广钧、曾广鎔、曾广钟。曾国藩四位孙子中曾广銮、曾广钟先后于1920年、1924年去世，因此蒋廷黻赴宴时所见曾国藩之孙不可能是这两位。剩下的两位即曾广钧和曾广鎔从在世时间上来看，都有可能是蒋廷黻所见之人。
　　曾广钧（1866-1930），字重伯，系曾纪鸿长子，也是曾国藩的长孙。清廷特赏举人一体会试，光绪十五年进士。曾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奉旨记名出使大臣、钦派湘鄂四十九营总翼长等职，辛亥归田。著有《环天室诗钞》、《河洛算术》等多种手稿，现存湖南图书馆。
　　曾广鎔（1870-1929），字理初，系曾纪鸿三子。清特赏员外郎，选授刑部员外郎，花翎二品衔湖北补用道、湖北牙厘局总办、简授湖北施鹤兵备道、署理湖北按察使，辛亥亦归田。其湖北任上时，与黎元洪等人往来书信数百封尚存。
　　从蒋廷黻关于曾国藩之孙博古通今纵论中西的回忆来看，这位落魄的“小商人”似乎更应是曾国钧。首先，曾国钧著有《环天室诗钞》、《河洛算术》等书，其诗作沉博绝丽，或谓“惊才绝艳犹是楚骚本色”，以此足证其才情；其次，梁启超《广诗中八贤歌》中云：“湘乡曾广钧重伯。君昔为予画扇，作齐诗图，跋语云：任公好予所治齐诗图，予之诗道南矣。其狂率类此。”梁启超对曾国钧“狂率”的描述与蒋廷黻所见所闻中的曾国藩之孙也颇相合。又次，曾广钧曾为湘菜名店玉楼东题诗：“麻辣子鸡汤泡肚，令人常忆玉楼东。”从意境和内容来看实属一般，“中兴名臣”之后居然作起了广告打油诗，其落魄之相和蒋廷黻初次见到的“小商人”也很相似。
　　另据丁中江先生 《北洋军阀史话》中云，军阀张敬尧督湘时，看中了曾留学英伦时在长沙创办艺芳女学的曾宝荪，即曾广钧的女儿。曾广钧应邀到督署面见张敬尧时，口呼督军老伯，张敬尧愕然不知所对，面对着文正公的长孙，对自己如此称呼，不无受宠若惊之感，邪念为之大减。曾广钧辞行后向人说：“听说张督军的先君讳总愚，我先祖曾保荐过他，这样算起来张督军自然是我的父执了。”其实这是曾的苦肉计，把张敬尧的辈份提高，使他不能动后辈的念头。张总愚究竟是不是张敬尧的父亲，谁也不知道，但张总愚是捻军的头目，后来可能是被曾国藩招安的。堂堂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之后，为保护女儿逼迫向军阀低头，让我们读之不觉黯然。
　　章诒和先生在为我们讲述康同璧母女并不如烟的往事时曾感叹：“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难，心也太苦。”尽管她们试图以不变应万变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但现实却总是在逼迫她们做出以 “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为表现的“顺适”，而这种努力的核心内容就是“忍”。这些所谓的贵族家庭的“忍”究竟体现的是什么呢？章诒和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沉重的问题———“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杀自己、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
　　是造化弄人？还是……？不过，从曾广钧这位“最后的男贵族”身上，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了某种在历史深处时隐时现的“幽灵”仍在不时地到处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