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殊年代的重要决策
打倒“四人帮”之后，党中央以极大的毅力与魄力，拨乱反正，批判了 “两个估计”。1977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从高中生中直接招生。当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恢复统一招生的制度，这是高教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是解决“文革”十年造成人才断档的重要措施。那时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科学技术整整落后二十年。美国科技人员有一百二十万，苏联有九十万，我国仅有二十万。北京职工队伍中，大学毕业的科技人才只占百分之三，技术力量到了极度匮乏的地步。按常规办高校是没法满足当时技术人才的缺口，办走读学校扩大招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恢复高考后，一九七八年，北京考生考三百分(及格线)以上的学生达两万七千人，而市属高校只能招两千人，加上全国分给北京的名额，还有两万人找不到求学的出路。他们渴望学习，要求上大学。特殊年代的欠债，急需有特殊的应急对策。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林呼加同志在十月十四日常委会上专门就大学扩大招生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四个现代化需要人才，广大青年要求学习，我赞成三百分以上的一万五千人要解决，三百分以下、单科成绩优异的也可以考虑。扩大招生，实行大学办分校，挂大学分校的牌子。本校和分校，要统一学制，课程和教材要同样的标准，要达到本校的水平，质量不能降低。大学分校就是大学，不是大专。大学办分校，只管教课、辅导，保证质量，其它行政工作，都由市里管理。根据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办专业，要大量培养师资，大量培养医生，以及外语人才、现代化的经济管理人才。教育上不去，别的就上不去。” 这个讲话，引起了社会上各个阶层强烈的反响。对办走读大学分校能不能保证质量，会不会影响本校的教学与科研，引发了热烈的争论。有人反对，有人赞同。北京市主要负责人林呼加同志，在十一月十一日的市委常委扩大会上，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些争论。他说：“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党中央提出来的，非搞起来不行。大学要大发展，不尽快培养人才是没有出路的。嘴里讲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广大青年学生的需要，广大家长的需要，多少个需要都讲得很有道理，可办起事来，就那么困难，那么多的不可能。究竟为什么？大学分校要坚决办，而且越快越好。在办学过程中逐步改进，逐步完善。办大学分校既然是对的，就应该有个积极的态度。北京市依托二十五所大学办分校，实行走读, 这个决策就这样拍板定案了”。
经过反复商讨，最后落实办三十六所分校，共安排一万六千二百一十人。其中综合一所(1200人)；文科和经济管理五所(2150人)；外语四所(1200人)；医科四所(1430人)；师范三所(1800人)；农科一所(500人)；工科十八所(7930人)。学制一般四年，医科五年。待遇与普通高校学生相同(工资、助学金、医疗等)，毕业分配与普通高校相同。学生就近走读，远郊学生约1200人，安排住宿。大学分校的校舍，由各区腾出中小学十五所，各工业局腾出企业、事业单位用房十八所，另外三所在校招走读生(金融、商学、经济)。由各部、各口研究分校领导干部的配备，提出方案。
大学分校的领导体制初步定为双重领导，即区办学校由市、区双重领导，局办学校由市、局双重领导；区办学校以区办为主，局办学校以局办为主。教学工作由大学负责。
十二月一日在《北京日报》公布扩大招生简章，十二月三日至五日，考生填报志愿，然后进行录取分配，十二月下旬发录取通知。力争第二年一月初开学。扩大招生的对象范围，招生简章规定，凡参加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考试总成绩在三百分以上、政治审查合格的学生。在各方面大力支持下，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大学分校于二月上旬正式上课。由于师资缺乏，教学方式只能采用在一个教室授课，其他教室学生看闭路电视。
二、艰辛办学
各大学的领导十分重视，派出的教师及校、系干部都对教学与教学管理具有丰富经验。市区派出的干部，很多也都是有长期的革命阅历和经验。由于人手少，学校的办学条件差，工作十分艰苦，但他们无怨无悔。他们对学生满怀热情，对这项关乎全局性的工作具有清醒的理解，因此，召之即来，雷厉风行，全心全意地干。来分校讲课的教师，在本校讲稿的基础上，又结合分校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而又耐心地进行教学。他们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认真，只讲奉献，不计报酬。他们来分校讲课，不论教授还是讲师，每节课酬金都只有1.75元，而且还要先交给原单位。
不论是领导、管理人员或教学人员，他们都是有着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养，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并且敢挑重担。在千头万绪之中，一个月组成班子，两个月招进学生，在小学、中学、工厂车间、研究所旧址上，办起一所所大学，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没有的。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教学与管理、业务不同，归属也不同，但他们同舟共济、团结协作。一所所近千人的高等学校蜗居在巴掌大的校园内，有的甚至是两个学校合在一幢教学楼里。为保证教学，教室、电化教室、教学设备都安置在楼里，教员办公、休息，一律搬进操场临时搭起的简易预制板房里，冬冷夏热，但大家都无怨无悔。办学条件差，经费少，他们理解，待遇低、工作繁重，他们不计较。他们为这些曾经失学的学子广开一条求学之路，为了解决国家经济建设的燃眉之急，付出了辛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学生勤奋学习
分校的学生入学前，有的是高三学生，有的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这些学生离开学校之后，有的上山下乡，有的当工人，入学的考试成绩，一般要比本校学生低50至60分。他们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自觉学习，加倍努力。有很多学生不可能就近入学，远道的要骑车、转车一两个小时。他们充分利用时间，骑在车上背单词，坐在车上看教材，这在当时的公交线上成了一道风景。家里没有读书环境的，他们就留在学校教室上自习，一直到晚上九点钟才回家。白天自修，缺乏教室，他们就到市、区图书馆的阅览室去，或者幽静的公园、小憩的绿地，随处都可看到大学分校学生自习的身影。教师们反映，学生们上课精神集中，很少有打盹睡觉的现象。
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据北京高教局的抽样统计，七八级基础课考试，工科学生80分以上达59％，及格率达96％；文科学生80分以上达80％，及格率达98％。北师大一分校中文系七九级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与本校同年级学生同时进行。课程由同一位教师授课，同一份试题，同一位教师阅卷，现代汉语、现代文学、文学概论三门，分校参加考试117人，平均84.66分，本校参加考试131人，平均86.36分，成绩没大差别。毕业生的考研录取比例，与本校持平。七八、七九两届毕业生共一万八千人，合格率达98％，授予学位的占95％，优秀生占30％，基本达到一般高等学校的水平。这两届毕业生向中央部门输送了二千人，本市分配一万六千人，走向工作岗位后，用人单位反映很好。
四、联合大学脱胎而出
办走读大学分校，是特殊时期的应急产物，开始各方面条件很不完善，在办学的过程中逐步改进、提高。在艰苦的条件下一支训练有素的管理队伍与教师队伍逐步成长起来。
大学办走读分校，挖掘现有师资队伍的潜力，基本上保证教育质量，节省校舍和经费，事实证明是发展高等教育和培养建设人才的一种较好的形式。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实际的需要与可能，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市高教局于1982年对原三十六所走读分校作了调整，文科四所，工科六所，综合及师范二所。文科及综合大学3400人，工科6600人，师范1000人，外语1300人。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一日，教育部给北京市人民政府下达审批文件，同意建立北京联合大学。批文如下：“为适应首都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经与国家计委研究，同意在北京原有十二所大学分校的基础上，建立北京联合大学，在校学生总规模近期为一万二千人。根据人才层次的需要，办好本科，发展专科。修业年限本科四年，专科二(或三)年。学校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领导。办学所需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北京市自行解决。鉴于该校规模较大，为了便于领导管理，联合大学设立十二所学院”。
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北京联合大学这所多科系、多门类的综合性大学正式成立。
从北京市高校分校的创办，到北京联合大学的正式成立，发展到今天，经过了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并最终创造了辉煌！我祝愿北京联合大学前程似锦、如日东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