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明学
　　1961年，我大学3年级，季陶达先生为我们讲授经济学史课。季老虽是南方口音，但他讲课不快不慢，非常清晰。所讲内容广博，使我们了解到经济学说发展史上各色各样人物和经济思想。从此，我和班上几位同学对经济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季老教学强调“因材施教”，他在我们年级组织了“经济学史”课的“因材施教”组，我和几个对该学科有兴趣的同学参加了。由季老亲自指导，他要求我们直接阅读一些经济学家的原著，写出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记得当时首先阅读的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主要章节。季老对我们每个人交上的读书笔记都认真批阅，有的进行鼓励，有的指出一些理解上的问题，但很少直接说我们的见解是对是错，而是让我们去进一步思考。这使我们大大提高了学习能力，对许多理论问题加深了理解。例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都知道，斯密有4种价值理论，而我在阅读斯密原著后，则进一步认识到斯密为什么会有4种价值理论以及他如何在这4种价值理论中游移。
　　1964年，我考取了季老的研究生，我研究的方向是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的发展，而马恩著作多数以德文发表，所以季老要求我把德语作为第一外语来学习。当时请来外文系一位德裔教师任教。年过6旬的季老，也同我一起从字母学起，一起跟着老师朗读字母、单词和句子，同样完成作业，同样在上课时回答老师的提问。更令我感动的是，每次上课，季老总是提前半小时到达，然后开始打扫地面、擦拭桌椅。他从不让我动手，要我抓紧课前时间，再多读几遍单词。
　　季老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他总是逐步拓宽所授课程内容，不断增加新的东西。解放初，季老讲授政治经济学，据当时听过课的学生回忆，他每次上课都是精神饱满，讲授内容博大精深，思路清晰，论述深刻，表达准确。所讲的字字句句都好像是经过无数遍推敲，用语非常严格，没有口头语，没有重复，更没有一句废话。学生们为他精辟的分析所吸引，为他科学、严谨的态度所折服。
　　季老作为系主任，关心着全系每一个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也关心着全系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的成长。常有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登门拜访或求教。无论谁到访，季老常常问起他们两件事：一是“最近读什么书？”一是“正在研究什么问题？”在谈起读书时，他常常强调读原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曾对人说，1927年，他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时没有参考书，他说没有参考书也有好处，逼着你硬着头皮去啃原著，有充分的时间反复地精读、细读，久而久之，就会在理论深度和思维方法上有很大提高，许多人从季老这一指导中受益匪浅。
　　季老是党培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但通过什么道路和形式来实现，这是他晚年十分关注并潜心研究的问题。因此他开始注重研究当时西方流行的“分享经济”，试图探索在现代形势下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可能途径。他说，从十月革命到今天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现在，有些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分享经济”，不但让工人分得利润，还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甚至参与决策。这是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成长起来了社会主义因素？如果“分享”制度从资本主义个别企业扩展开来，会不会引起资本主义在社会性质上的局部变化？应该大量搜集现实资料，进行科学的跟踪考察。
　　他常对人说，他晚年还要做两件事：一是研究“分享经济”，二是校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以后各卷中的文字错误。他认为第40卷之后，多是手稿，马克思写完后再没有看过，难免比其他各卷有更多的错误（笔误、计算错误、翻译错误等）。他要把这些一一地找出来并加以改正和说明。他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细致、费力的工作，但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可以为后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方便。
　　季老晚年身患疾病。他一直在同疾病做顽强的斗争。他斗争的力量源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而斗争的形式和方法就是坚持不断地进行研究和写作。他在同疾病斗争时所写的一篇文稿中说：“在我自己主观上，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深信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最后都要实现共产主义，虽然时间有先后，所采取的办法也有各种形式。同时，我又坚信马克思说的‘人生就是斗争的学说’，是这个学说支持我活下来。我现在每天都在进行自我斗争，写这篇文字就是我进行这种斗争的一种形式和产物。人活在这个地球上，不能只吃饭、睡觉，而应当做一点于社会、于人民有益的事情。”这是多么通俗而又深邃、崇高而又催人奋进的箴言隽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