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由宁波寄往日本横滨一家红帮裁缝店的书信。（据《宁波旧影》）


　　辛亥革命不但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朝专制统治，同时也推翻了在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以等级标志为核心的服饰体系。孙中山等民主革命人士倡导了民国服制改革；融合中西服饰创制了中山装。红帮裁缝，率先学习、引进西服制作技术，他们参与了对中国封建服制的颠覆，制作和推广了“中山装”，他们还根据当时女子的审美要求对旗袍进行多次改良，推动服制变革向纵深发展。红帮与辛亥革命几乎同步孕育、同步发展，以“服饰变革”为纽带，红帮与辛亥革命有着不解之缘，对辛亥革命有独特的历史贡献。
服饰变革是辛亥革命成功的表征之一
从19世纪后期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开始酝酿，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及1912年民国成立，服饰变革从思想到实践，一直是革命的一部分。孙中山先生不但是革命先行者，而且也是近代服饰改革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他把变革服饰同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紧密联系，率先着西服，此后又亲自倡导创造了中山装。
　　1895年，孙中山在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经香港抵日本神户、横滨，策划成立兴中会分会。年底，孙中山在横滨剪辫子，改服装，抛弃了清朝制度强行推行的封建服装，穿上了西装和日本的新式服装学生装，表示与封建主义决裂，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的服饰改革思想是与反清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易服行动，“是他青年时代立志革命、表示与清王朝决裂的一个标志。”
　　孙中山第一次至横滨，就有服装行业的华侨参加接待工作，包括宁波红帮裁缝，并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支持者。1905年孙中山又抵横滨和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在日本近10年，横滨是其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这一时期，恰逢红帮前辈人在横滨等地学做西式服装之时，也是他们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开始接触之时。此阶段，正是红帮裁缝前辈张尚义的子孙创业之时，孙中山与之有了接触。孙中山曾偕同黄兴等去张氏的“同义昌”洋服店，谈了创制中国新服装的意图，正是他们试制了初期的中山装。
　　辛亥革命不但推翻封建帝制而且推翻封建服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同时，辛亥革命也推翻了在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以等级为核心的服饰体制。辛亥革命的划时代性，明确地在服饰上反映出来。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第一件事就是剪辫易服和废除跪拜礼等旧式礼节。民国政府成立后，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用以维系封建等级制度的衣冠之制，由于它不平等性也遭到否定。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此种服制打破等级界限，不分阶级、尊卑贵贱，对社会权利的平等起了重要的作用。
红帮裁缝是近代服制变革的实践与推广的主力军
为革命军制作军服中山装由于孙中山的提倡，加上其简便、美观、实用，辛亥革命后随即在全国流行，革命军军服乃至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大抵是中山装或从中山装变化而来。
　　对制作推广过中山装的红帮裁缝来说，制作军服便驾轻就熟了。在红帮裁缝业内做军服成了一项工种，称大帮裁缝。
　　南京庆丰和西服店曾按时高质量完成大批量革命军军服，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接见。
　　庆丰和创办人史久华，鄞县王家湾（今宁波市东郊乡戎家村人），1895年他14岁，只身离乡到上海学裁缝，17岁满师后到南京开办庆丰和西服店。“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史久华怀着一颗拥护革命的赤诚之心，承接了民国临时政府的大量制服业务”，史久华的孙子史东海老先生在1999年参观宁波服装博物馆时，说起祖父近百年前的往事，感叹不已。“二十世纪上叶，上海红帮裁缝名店“荣昌祥”和“培罗蒙”等也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要员做过一大批中山服和军服”。“培罗蒙”创始人许达昌的得意门生戴祖怡就亲自为一些政府要员量身，为此经常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
　　引进、改革西服，为革命先驱制作第一套国产西服西服，广义指西式服装，是相对于“中式服装”而言的欧系服装，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它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其要义就是科学民主。引进西服是变革大事，采用西服是服饰改革的重要举措，穿着西服是革命的显性标志。
　　红帮裁缝率先学习、引进西服制作技术，并改革西服，融入本土化特征，全面推进服装改革。红帮人针对中国人的形体特征对西服工艺进行改良，如针对中国人肩稍薄的特点，肩部翘势处理相对较小等等。
　　红帮名店王荣泰洋服店，还在中国自己的城市里，用中国的面料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徐锡麟制作了一套西服，被后来人誉为红帮“第一套西服”。
　　红帮前辈王睿谟于1891从日本学艺回国，带其子王才运到上海做“包袱裁缝”，1900年创办“王荣泰”洋服店。
　　徐锡麟（1873—1907年）。字伯荪，浙江绍兴人。1904年加入光复会，以后成为该会的重要领导人。徐锡麟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曾于1903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于东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的活动。一日，在大阪因修补西服，遇到在日本学习西服工艺的宁波裁缝王睿谟，在异国碰到同省人自然分外亲切，一来二往就比较熟悉了。次年，徐锡麟知王睿谟回国后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便专程赶到上海定制西服。徐锡麟是位爱国主义者，他不买英国产的马克呢，而是挑中国人自己织的哔叽布请王睿谟做西服。王睿谟花了三天三夜时间，为他赶制了一套全部用手工一针一线缝制的西装。中国第一套国产西装，就这样诞生了。
　　红帮裁缝凭借先进的西服缝制技术为西服的引进和西服的中国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近代服制变革是红帮发展的历史机缘
近代服制变革为红帮提供了发展机遇中国近代服饰变革作为民主革命的一方面内容，是具有革命性特征的，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一次革命，它标志着历经几千年的服饰等级制度在中国彻底消亡；同时中国近代服饰变革，也是对服装制作技术的一次革命，推动了中国服饰史上第一个制作服装的流派———红帮的发展。
　　民国初年受推翻清朝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出现了以废除清朝服饰为中心内容的服饰改革。民国建立后，以国家法制的形式通令改革服装，民众的穿着打扮不再受国家禁令的约束，从此进入自由穿着的时代。民国政府还仿照西洋诸国服饰，颁布了服制条例。
　　民国元年，迁至北京不久的民国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颁发了第一个服饰法令，即《服制》。该法令将西式服装大胆地引进中国，燕尾服被确定为大礼服，配有西式白衬衫、背心、黑领结、白手套及黑色高筒礼帽和黑色漆皮皮鞋。西装也是民国男子的半正式礼服，翻驳领，左胸开袋，衣身下方左右开袋，单排或双排钮扣，与背心、西裤构成三件套西装。
　　近代服制变革是红帮成长、壮大的根本社会动因。辛亥革命以后的时代氛围特别是服饰的大变化，成为红帮裁缝展示西式服装技术的大舞台。
　　红帮在服制变革过程中，建立行业组织，壮大了队伍在这场革新中，西装以及中山装的流行有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也给红帮裁缝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红帮人获得了天时、地利的发展机遇，同时，红帮人也完成了自我的一次思想观念的转换，自身得到了壮大。更为重要的是，红帮人自身素质得到提高，从松散的个体行为，到主动组织服装行业公会，发展形成了脱离血缘关系的横向行业组织。1927年11月，上海红帮人士发起筹建“新服式同业公会”，1929年1月更名为“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后又几次更名，但都称“同业公会”。这种公会先后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成立，发展迅速，均以红帮人士为骨干和主要领导成员。
　　各地行业公会的建立，标志着“红帮裁缝从作坊式的小门面比较快地走向行业性的商团”。
　　为了维护西服缝纫业职工的权益，红帮不但成立行业组织，而且还创建了服装业工会。1945年12月，以蒋明良为首的红帮裁缝发起筹建了南京西服缝纫业职业工会，领导成员17人，有12人是宁波裁缝。
　　伴随着行业组织建立，行业规模也日趋壮大。
　　红帮裁缝从不自觉到自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创业、立业群体。
红帮裁缝推动服制变革向纵深发展
红帮裁缝的改良旗袍运动推动了女性服饰文化的发展，推动了辛亥革命的服制变革向纵深发展。
　　“旗人之袍”原本指满洲妇女一种又长又宽的长袍，其服体宽大，无法展示女性的形体特征，穿起来既不美观，也不舒服。
　　辛亥革命成了旗袍革新的转折点，进入了立体造型时代。从此，旗袍经历了一个持续改良的过程。
　　改良旗袍的要旨在于：西式裁剪、中装式样。
　　在改良旗袍的这个过程中，具有精湛西式服装技艺和先进服装文化素养的红帮裁缝，特别是从事女式西服的“女式红帮裁缝”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在各大城市如上海等，带领许多民间中青年女性不断改进旗袍，由这时开始，无论是从主体上说还是从配件上说，旗袍都进入了一个中西合璧的不断改良的时代。
　　改良旗袍以简洁的线条完美地表达人体曲线的造型艺术，深深地吸引了中国妇女，成为女性解放的重要表征。的确，中国妇女通过对旗袍的改良实现了与社会的互动。
辛亥革命直接导致了服装制度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革命者是倡导者，红帮裁缝是主力军。
　　辛亥革命不但推翻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同时辛亥革命也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以等级标志为核心的服饰制度，使近代服装发生了质的变化，是中国服饰从传统向近现代变革的重要历史过程。
　　红帮裁缝，他们参与了对中国封建服制的颠覆，引进并改造了西服，制作和推广了中山装，带领女性改良了旗袍，自由、平等、民主精神在此得到了高扬。红帮是中国服装史上一个对辛亥革命有独特历史贡献的创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