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服装店在报纸上做的广告。（图由宁波服装博物馆提供）
1916年8月22日孙中山先生来宁波考察。这是当时宁波江北岸鸿义照相馆拍摄的孙中山先生着白帆布中山装全身照。（据《宁波旧影》）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由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策划、第六代红帮传人江继明老先生领衔，由学院服装工程与包装设计两个专业师生组成的课题组联合制作的巨型中山装9月14日全部完工，由此，拟作《红帮与中山装》、《红帮与辛亥革命》两文，以阐释该项工程的特殊意义。
红帮裁缝，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出现于浙江宁波地区，是中国服装史上一个有着重要历史性贡献的创业群体。他们率先学习、引进西服制作技术，他们参与了对中国封建服制的颠覆，制作和推广了“中山装”，并在这一伟大历史征程中发展、壮大起来。
中山装是辛亥革命成功的象征
中山装的诞生，是与辛亥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设计、制作和推广中山装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件大事情，在“剪辫易服”的氛围下，中山装成为革命者的一个独特象征，穿着中山装成为拥护革命、与清朝封建主义决裂的一种标志。它象征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彻底崩溃。中山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引导性与警示性的历史作用。
中山装由于孙中山的提倡，也由于它的简便，实用；自辛亥革命起便和西服一起开始流行。1929年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并根据中山装的造型特征：立翻领，对襟，前襟五粒扣，四个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同时根据《易经》周代礼仪等内容予以以下意义———其一，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
其二，门襟五粒钮扣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其三，袖口三粒钮扣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其四，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自诞生以来，中山装已成为中国男子通行的经典正式装。
红帮对中山装的定型与大规模推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毫无疑问，宁波红帮裁缝对中山装的定型与大规模推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009年宁波服装博物馆研究人员在上海市图书馆找到了1927年3月26日、3月30日《民国日报》。82年前的这份报纸头版刊登了两则广告，其中一则是“荣昌祥号”广告：“民众必备中山装衣服。式样准确，取价特廉。孙中山先生生前在小号定制服装，颇蒙赞许。敝号即以此式样为标准。兹国民革命军抵沪，敝号为提倡服装起见，定价特别低廉。如荷惠定，谨当竭诚欢迎。”
从3月26日起，“荣昌祥”这则广告连登三天。
另一则是过了4天的3月30日，由“王顺泰西装号”刊载的广告：
“中山先生遗嘱与服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乃总理遗嘱也。至于中山先生之服装，则其式样如何，实亦吾同志所应注意者。前者小号辛蒙中山先生之命，委制服装，深荷嘉奖。敝号爰即取为标准，以供民众准备。式样准确，定价低廉。尚蒙惠临定制，谨当竭诚欢迎。”
广告中传递的信息表明，这两家服装店都为孙中山生前制作过服装，并得到了
中山先生的“嘉奖”和“赞许”，而且“式样准确”，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提倡服装起见”，则“定价低廉”。不难看出，中山装是在上海的宁波红帮西装店定型并由红帮裁缝积极推广。从另一方面看，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经常居住上海，去沪上老字号订制服装完全可能。“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由宁波奉化人王才运于1910年开设在上海南京路西口。
当然，据笔者分析，以上两则广告指向实为同一个事件，即荣昌祥制作中山装一事，因为“王顺泰呢绒西服号”是由王辅庆于1926年从“荣昌祥”分立出来的（孙中山先生逝世于1925年3月12日）。
红帮老人以及后人口述与历史资料相印证———根据“荣昌祥”后人王汝珍听父亲王宏卿讲述，中山装就是由上海红帮名店“荣昌祥”改进完成的，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拿一件日本士官服来到“荣昌祥”，要求将这件衣服改为具有中国传统服装特色的款式。此项业务的接待、款式的设计直到最后的缝制工作，都是由老板王才运和业务经理王宏卿主要参与完成的，他们将日本士官服原来的立领该为翻领，长方形袋盖改为笔架形，并加上四个立体贴袋，袖口扣子由5粒改为3粒。孙中山先生看到修改完成后的服装非常满意，而后逐渐风靡全国。
同样，南京李顺昌店“经营西服和中山装，尤以中山装颇享商誉”，而且因蒋介石在该店定制中山装更加声名显赫。该店的创始人李来义，是宁波奉化李阁师桥人。
中山装的推广、流行，代表着服装平等化观念的出现，是中国服装发展史上一场参与人数众多的震撼性运动。中山装昭示了时代风貌。
红帮改进、发展中山装
红帮裁缝不但是中山装款式的定型与推广者，而且是一个世纪来制作中山装、发展中山装的主力军。“由于中山装用料可以是高级面料，也可以为一般面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加上它既可为礼服，也可作常服，具有相当的通变性和灵活性。夏时，它可作单衣，也可为春秋衣，冬时还可作罩衣，四季皆宜，能在外在的变化中保持不变的恒常性，很受群众欢迎。”
中山装的普遍穿用有利于形成人们对民主、自由、平等的理解和追求。“总之，中山装作为具有政治寓意的服装，它对穿着者进行着三民主义的隐性规训，从而使孙中山崇拜与三民主义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中山装不仅是爱国、进步、文明的象征，更是继承孙中山遗志的象征。于是中山装被中国两大不同政党推崇，表达了两大政党对孙中山先生政治理想的承继愿望和目标。
以后，由伟人毛泽东穿着的毛式中山装更是家喻户晓。这是从1956年“八大”开始的。这件衣服由红帮裁缝缝制。红帮传人田阿桐根据毛主席的脸型、身材与气质特点，“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使衣服更显出朝气和动感；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口大，翻领大，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款式。”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上的服装，就是这种“毛式服装”。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大庆，国家主席胡锦涛阅兵时穿“红都”服装公司裁制的中山装，那件中山装受到世界关注，外媒纷纷解读，被认为是用意深远，表达了传承与创新同时推进的理念。
同时，红帮裁缝还以中山装为母体，又设计了学生装、青年装、军便服等，这些服装深深烙在中国人心中，曾经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婚礼上新郎有一件华达呢中山装还是一样非常有面子的事情。而这些由中山装为母本衍化出来的服装同样具有思想、情感、文化的象征功能。
中山装是象征中国百年文明史的文化符号。它承载着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国文化。红帮人用他们制作的服装记录了历史变迁。
巨型中山装终于完成了，这是红帮传人以特殊的方式，对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最好纪念，是红帮人与中山装的不解之缘。
静静矗立在图书馆内的巨型中山装默默讲述着波澜壮阔的百年革命历史。
参考资料：王淑华《忆南京李顺昌服装店》《江苏文史资料集粹》，周新国.《孙中山的服饰改革思想与实践》炎黄春秋2003(8)，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7(9)，季学源 陈万丰.《红帮服装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