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947年9月21日日记：“十二点搭车去天津。”胡适的这次来津是应南开公能学会邀请发表演讲的，这也是该学会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学术演讲会。
　　演讲的地点在南开女中礼堂。
　　在演讲之前，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致词，其中说：“抗战前，我们的目的是救国，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建国——建设一个民主国。然而我们对政治不能只是批评，而不去实在的做，依我看，凡是有能力的，都应该出来参政，我们要大家一齐来。办事的人多了，做起来就容易‘公’，人少了，就容易‘私’。所以我们应当使全天津市的市民都不背弃政治，而要大家一齐来参与政事，好人更应当不避不退，领导在先。本来一个真正民主国都是全民参政的。因为惟有如此，做起事来，才能‘大公无私’。”
　　可以说，张伯苓校长利用这个机会对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简称“公能”）的校训赋予了一层新的含义。
　　随后，是胡适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我们能做些什么》。胡适不愧为绝顶聪明的演讲家，他紧紧抓住公能学会的性质和南开“公能”校训的内涵进行阐释。胡适在开篇中说：“在讲本题之前，我愿提一下刚才主席（阎子亨君）介绍词里的话，他说我过去在政治上的主张与公能学会的精神很相似。我愿给他的话一个证明。以前我们办过一个小报，叫做《努力》，在第二期上，我就提出：‘我们不谈主义，只要一个政府，要一个好政府。’……有人问我好政府的条件，我想：第一是要有操守，有道德；第二是要有能力，负某部门责任的官吏，一定要熟习并且专长于这部门的业务。”紧接着，胡适便把自己的“好政府”主张与南开的“公能”校训联系了起来：“当时我没有看到南开的校训‘公’‘能’这两个字，但我所提出的是与‘公’‘能’相一致的。这是我给主席的话加一个注解，也是加一个证明。”关于究竟什么是好政府这段话，还有另一个版本，两者之间略有出入，梁吉生教授撰著的《张伯苓年谱长编》中摘录了当年《南开校友》第五号上的话：“不过什么政府才算好政府呢？第一条件是：要忠实可靠，第二条件是：有能力，一个部长对他本行工作能胜任愉快，他本身是专家，是指挥所属工作，能担当他应做好的事。那么，政府里的人应当怎样才会如此呢？要人格高尚，忠诚可靠，还要有能力有才干有道德。这正好是公能的意思。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南开的校训是‘公能’，想不到我们的意思和主张会不约而同。”
　　胡适的这个开场白，一下子拉近了和南开师生的距离。
　　在下面的演讲中，胡适以北平正在进行的市参议员选举为例，说明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和实行普选所面临的困难，然后回到演讲的主题，就是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大家究竟能做什么。对此，胡适提出了3点主张。第一，通过对具体的社会问题的研究、讨论来影响政治；第二，学习美国“扒粪主义”者的做法，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恶势力长期作战，根据调查来的事实，进攻恶势力，取得积极的效果；第三，以团体的努力，作大规模的调查和教育工作，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促进社会的进步。胡适认为：“这三条都是有成效的，都可以训练我们，促进我们达到两种目的：一种是‘公’，一种是‘能’。做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可以得到‘公’‘能’的好社会，‘公’‘能’的好政府。”这也可以说，胡适对南开的“公能”校训作了一种新的解读。
　　胡适的这篇演讲词，刊于翌日即1947年9月22日的《大公报》。另有一家报纸在同一天也发了消息，标题为“胡适等抵津出席市民治理监事会”，其内容为：“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应天津公能学会之请，昨日下午二时半与张佛泉、崔书琴、谭炳训诸氏相偕来津，张伯苓校长、杜建时市长等多人到车站欢迎。胡氏等下车后，即到南开女中休息，据告记者：此来专为公能学会演讲及参加平津市民治促进会监事联席会，并无其他任务。”这则消息，胡适剪贴在日记本上，可惜没有注明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