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小学毕业。还没到毕业时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小学基本读完，初中和高中的文化课程学得很少，非常熟悉的是“三机一泵”（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及水泵）和写大批判文章。1977年听到恢复高考消息时，我是乡广播站站长，工资由县财政支付，当时算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了，但小时候朦朦胧胧地形成的所谓理想什么的突然一下子涌动起来，不断在我脑海里升腾翻越，激动得我热血沸腾了好长一段时间。
　　为了参加那次历史性的高考，我设法去借到了文革前高中数学、物理、化学这三门课程的全套教材。教材拿到以后，很快翻阅全部目录，发现大概有80%的内容根本没学过，一下就傻了眼，身体也凉了半截，木然地坐在写字台前半天没有挪动一下。隔了好一会，从小做梦都想上大学的那股劲又开始在身体的某个部位起作用，让我慢慢地提起精神。思来想去，决定利用自己曾经干过一年初一英语老师打下的一点基础，选择报考“外兼文”专业。这样，只要重点攻一门数学，也许会有更多一点希望。
　　我所在的广播站有四位工作人员，当年有两人要参加那次高考。作为站长和乡里的“第二支笔”，我的复习没办法自主安排，时间很少。家乡所在中学定期开设很多卓有成效的辅导课，苦于不能影响工作，也不好意思用权牺牲同事的复习迎考，我只能把复习迎考更多地依靠自己的挑灯夜战。那时的物质条件很差，看书到半夜，经常肚子咕咕叫，很多时间只能喝点冷开水对付一下，有时要喝很多才能对付过去，但要命的是在凌晨特别好睡的时候，经常会因为做梦到处找不到厕所而不得不醒过来，搞得第二天有时哈欠连天。
　　记得填报志愿时，除复旦大学新闻专业以外，其他填的都是师范。填报新闻专业是因为我当时不仅担任广播站长，还兼着乡里第一土记者的职务，希望沾上一点所谓“专业对口”的光；填师范专业是因为乡下的小孩一般都很崇拜老师，自己当过一段时间民办教师的感觉也非常好；没有进入外语专业而到了中文系，是因为当年最后录取时划了一条年龄杠子，我正好被划出去。不管怎么说，能够一举考中，也算成事在天和谋事在人各占一半了。
　　1978年3月1日上午10点左右，我接到江苏师范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同一天上午，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干部科长也走进了我们乡政府大院。午饭后不久，乡党委秘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一支笔”来找我，一边告诉我县委决定任命我为乡党委秘书，接他的班，属于暂不转户口的国家半脱产干部，一边问我准备怎么选择。可能确实由于小学时代梦寐以求的东西起作用，也可能我的第六感觉似乎一直在提醒自己其实是非常不合适当干部的，于是我不假思虑地明确表态：上大学读书！记得从中学团支部书记到乡团委副书记，从单纯的土记者到广播站长，对我而言，所有那些“升迁”都是被动的，没有任何一点是内驱力的成就。进入大学后，我是当时全班唯一的中共正式党员，也有地方小干部的经历，班主任老师一定要我当正班长，经过再三推辞，最后我只答应做副的，一直做了四年。
　　没有选择留在地方当干部，家乡很多人都说我选择错了，但我至今没有懊悔，因为上大学毕竟让我圆了一个孩提时代想当教师的梦。1989年，我在本校学报上发表题为《读〈诗〉月知》一文，开篇几句是这样写的：“幼失其学，三十未立，此吾之怨也；学业既成，书缘顿失，此吾之痛也。然则学子之诚难泯，忘形于《诗》，热衷于《骚》，亦吾之乐也。深知失学无思，难就宏论，愿黾勉自励，力踵亭林。嗟乎！终日效职，不遑抚读，鲜获心得，焉有‘日知’？故别撰‘月知’之名，以志罔殆之情，且示不敏之资。如蒙不嫌葑菲，见怜万一，则踌躇满志，幸甚至哉矣！”这非常真切地表达了我内心一直萦回不去的一片情思。
　　儿时的梦想似乎有点依稀朦胧，仿佛又如影随形，现实则使我安下心来。不管我是否尽了足够的努力，教学与科研工作一直在不影响本职管理工作的前提下还是“日日新，又日新”的，因此，我总是能沾沾自喜于自己其实非常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