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的日常生活来说，没有烟抽行，没有酒喝行，可没有书读却万万不行。读书是我的唯一嗜好，一天不读书看报就觉得不自在，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忆往昔，为了读书，我曾流下了多少辛酸的热泪！
　　我于1955年7月出生于雪峰山脉东麓凉峰界一个海拔1600多米高的穷山沟里，生时正逢山村大搞互助组和初级合作化运动，父亲为了永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给我取名为“互助”。生在红旗下，长在“文革”动乱中，成熟于改革开放的我们这一代人，人生的酸甜苦辣可算是遍尝够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经常吃的是母亲从食堂领回的糠粑和一种叫作“淀粉粑”（红茹叶做成）的东西。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日子里，家里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餐桌上经常是红茹、洋芋、南瓜、野菜和蔬菜当家。我上高小、读农中（初中）时，正红火着“半工半读”，上学除了读一本“红宝书”外，无其他教科书，野外劳动多于课堂学习。那时要弄一本书读可真难，即使是三十里外的区镇书店来了新书，对农家的孩子们来说也只是一种奢望。记得有一次，父亲交给我一角七分钱从学校所在地供销社买盐带回家（当时食盐便宜，仅0.17元1斤），我看到一位同学藏有一本叫《突破临津江》的图画书，看书的欲望迫使我不顾一切，拿出5分盐钱就去租这本书看。放学回家后，父亲看到盐的分量不够，便追问原因，我如实招来，结果被狠狠地打骂一顿。
　　山村的孩子上学是很苦的，清晨天刚亮就要起床干活（夏天割牛草，冬天砍柴火），约摸9点钟吃完早饭后急忙赶往五里外的学校，下午5点左右放学回到家里，又要上山下地干一段时间的农活，直到晚上8点左右，吃完晚饭后方可休息。那时山村没电灯，照明都是竹篾棍或松油材。一次，父亲用卖柴挣来的钱破天荒地买来两斤煤油点灯，这可把我乐坏了。因为当时我正借读《保卫延安》等大部头小说，每天吃罢晚饭就赶紧洗完手脚，接着便聚精会神地在油灯下看书，几乎每夜都看到凌晨鸡叫。当父亲发现两斤煤油没多少日子所剩无几时，气得把我的书丢在门口前的下水坑，并狠狠地打了我两个耳光。摸着火辣辣的脸，烤干从臭水坑捞上来的书，我抱着书大哭了一场。
　　在公社农中读了两年初中，尔后，我考取了县第三中学上了一年高中，在三年中学学习期间，我千方百计地找书看，通过几位有“背景”的要好同学，终于借到了大量的书。我先后读了《林海雪原》、《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母亲》、《烈火金刚》、《青春之歌》、《六十年的变迁》、《星火燎原》、《苦菜花》、《平原游击队》、《红岩》、《草原烽火》、《红旗谱》、《擒魔记》、《边疆晓歌》、《艳阳天》等书，后来还读了蔡东藩著的24本中国历代史演义。读书中，多少书中主人公的感人事迹使我热泪涌流。记得一次深夜我读高尔基的《母亲》，感动得抽泣起来，惊醒了熟睡中的兄弟，他们说不得了了，互助看书中魔了，中毒太深了。今天回想起来，不知当时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因为很多书是被宣判为“毒草”而禁读的。
　　也许是少年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的原因，记得一次区电影队到我们山村放电影，片名是《刘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说是专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禁止16岁以下的少儿看。出于强烈的好奇心，为了偷看这部电影，放学后我和另一位同学在教室角落里整整躲藏了4个小时（我们农中设在一所祠堂内，电影也在祠堂放），看了这部影片，我这个深山的孩子第一次看到了国外都市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惊叹世界如此之大！
　　在我十多岁时，父母双亡，生活全靠自己承当。多亏了读书的回报，不仅使我增长了知识，了解了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更重要的是受到了熏陶和感染，懂得了怎样做人和怎样生活，燃烧起报效祖国、报效党和人民的热情。我曾在家乡当过三年小学民办教师，1974年在党的关怀下，上了师专，而后又读了南京林业大学，1978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分配到高校工作后，我先后担任过校团委常委兼团总支书记，主笔编辑过校报，担任过党委办公室正科级秘书、副主任（主持党办工作），教务处副处长，高教研究室主任等职，并加入了中国林业文联会员，当选为中国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国家林业局《中国林业产业》杂志编委，发表过一百多篇论文和文学作品。2001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20多万字专著——《中国古代山水绿色文化》，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每当闻着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墨香时，在欣喜之余总会想起少儿时的读书生活，内心就会情不自禁地涌流着热泪，多少次，我流连在各地新华书店，寻觅着我曾读过的那些书，我渴望着再读一遍、两遍……是啊，书——我的食粮，我的挚友，我的精神寄托，我的前进原动力，我永远的好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