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致力实现现代化奋斗目标、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推动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回应国内外各方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模式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执政党建设等问题的热切关注，由我校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近日在天津举行，来自越南、日本和我国23个科研单位、党校、军校和高校共60余位专家学者，主要围绕以下7个方面进行了交流研讨：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主题，也是1840年以来先进中国人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如南开大学刘景泉所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倡导者和设计者，新中国建立后又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有力领导者和实践者，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现代化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拥有了灿烂的现实，具备了光明的前景。
　　对于如何开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各抒己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庞松指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链条不容割断，应把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起来，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他进而分析了中国现代化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指出研究中国现代化要注意“四个离不开”：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历史基础，即近代以来一切现代化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制度基础，即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现代化发展中的制度建设；中国现代化离不开认识基础，即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中国现代化离不开物质基础，即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一切物质建设成就。南开大学李毅认为应从3个方面把握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从历史来看，要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放在党的90年发展进程中研究；从整体上看，要把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合起来；从未来发展看，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高度把握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张云提出，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要做到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以及现代化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统一，特别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现代化基本内涵和标准、中国现代化道路、社会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中共领导人与现代化等专题的研究。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
一些学者提出，在开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研究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互动关系的研究。南开大学张静、纪亚光认为，在近现代中国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是最为重要的两条线索——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是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现代化追求的历史产物，历经由“效法欧美”到“以俄为师”的转折和对苏联模式的借鉴、超越而形成。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发展和飞跃，都以此为着眼点，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开辟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延安大学高尚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互动过程，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生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则是现代化发展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越深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就越正确，内涵也就越丰富。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中国现代化
与会学者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南开大学李国忠认为毛泽东的现代化动力观包括7个方面：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现代化的基本动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是现代化的直接动力，“技术+政治”是推进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建立利益协调激励机制是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人民群众是推进现代化的主体动力，学习外国、争取外援、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现代化的外部动力。陕西师范大学陈答才指出，周恩来为新中国规划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四个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的形成，历经从“工业化”到“建设现代化工业国”的号召、从“完整的工业体系”到“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阐发、从“四化”概念的提出到完整的表述等阶段，逐步趋向科学和规范。邓小平继承了周恩来的这一现代化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创新发展，设计出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发展的新篇章。中共中央党校陈述系统阐述了江泽民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指出：江泽民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在中共领导人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其发展创新主要体现在：将“四个现代化”发展到全面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找到了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提出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12个重大关系，并据此确定了以基本路线为总纲的治国方略，以“一国两制”为方针的祖国统一方略，以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外交方略，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建党方略。
　　四、关于政治现代化与执政党建设
政治现代化是与会学者关注的热点。南开大学姬丽萍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新理念也随之传入中国，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从此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又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新选择提供了组织保证。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现代化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有学者也指出了中国政治现代化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张亚勇认为，政治现代化对于实现全面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正确处理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不断推进政治民主化，应是破解中国现代化众多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共中央党校陈述提出，实现政治现代化必须改革现有的权力运行机制和体制，以确保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与会学者还指出，实现政治现代化必须加强执政党建设，特别是不断推进党内民主。南开大学李振亚、邵云瑞认为，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政党现代化，这就要不断加强执政党建设，发展党内民主，特别是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南开大学赵铁锁、肖光文回顾了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历程后指出，完善党章和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特征。陕西师范大学陈答才认为当前执政党建设面临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将现有的理论和制度落实到实践中，是执政党建设的关键环节。南开大学祖金玉指出，党内民主建设要落实到3个方面：一是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全面协调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二是既要以改革的精神大胆创新，又要把握好党内民主建设应有的边界；三是要围绕规范党内权力运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两大重点推进党内民主。
　　五、关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致力社会现代化的实践和经验，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热点。南开大学刘景泉、张健指出，将社会建设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虽然在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才正式明确，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则可追溯到全国范围执政以前，贯穿于党创建以来90年的辉煌历史，其基本经验：一是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明确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把握社会建设的道路方向；三是围绕优化社会结构，制定社会建设的相关政策；四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建设的各方资源；五是按照统筹兼顾方针，营造社会建设的良好环境。社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管理服务、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更需要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与会学者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社会公正和民生问题。井冈山大学曾建平和江西师范大学郜志刚认为，实现社会公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职责，这是由党的性质、特点和纲领决定的。当前，党面临着社会公正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冲突，破解之道，一是要将社会公正的执政理念内化于心，二是要筑牢社会公正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基石，三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公正的核心主题。南开大学张秀阁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指出党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将人民群众作为改善民生的主体和依靠力量；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民生建设；用发展的手段解决民生问题；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为改善民生提供政治保证。
　　六、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被国际学术界称为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模式”。华东师范大学唐莲英认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值得商榷，我们是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还需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广西民族大学刘国彬也指出，现代化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改革开放30多年的现代化发展还不足以说明“中国模式”已经形成，至少还需要60年甚至上百年或更长时期的实践检验。南开大学尹倩则认为，无论是用“中国模式”还是用“中国道路”来表述，事实都证明，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越来越客观；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的奋斗目标越来越具体；从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到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提出科学发展观，我们的发展理念越来越全面；从“两步走”到“三步走”再到“新三步走”，我们的发展战略越来越清晰。天津师范大学翟昌民分析了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后指出，由于理论范式的不同，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看法也存在差异，但有一点认识却是共同的，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或模式将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与会学者也没有回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温宪元认为，文化相对落后、土地资源缺乏、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发展滞后以及发展中的不平衡等问题，使中国现代化在发展中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腐败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阻碍。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必须将腐败现象放到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来正确看待，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特别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以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
　　七、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国际比较
与会学者认为，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行国际比较，有助于研究视野的开阔和研究内容的深化。天津医科大学邰哈斯其木格比较了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不同命运，认为19世纪以后两国现代化进程中均出现过3次历史性机遇，但对待历史机遇的做法不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最终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坐失了良机，没有对封建制度进行彻底变革，从而使早期现代化受到严重制约，成为“被延误的现代化”。这使得中国在其后的现代化历程中，不得不花费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为现代化发展打下政治基础，又经过了几十年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道路。
　　越南国家社会科学院杜进森对中国和越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比较，指出中越两国现代化发展的共同点主要有：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共产党对现代化的领导；都重视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都重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现代化；都强调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主体性资源来开发；都将现代化与改革（越南称为“革新”）开放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中越两国现代化发展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越南的现代化目标是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除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外，中国还坚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南则坚持胡志明思想；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方面，中国共产党以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越南共产党则以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为重点；两国因国情不同，在实现现代化的步骤措施上也存在一些差异。越南国立大学范世成进一步概括了中国现代化不同于越南现代化的两大特征，即渐进稳步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创新。两位越南学者最后都指出，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实践中的成功探索，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作出积极贡献，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新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