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南开大学时的张伯苓


　　 1904年，张伯苓为筹建中学致严修函


　　 1919年，严修（后排左六）、张伯苓（后排左三）等为创办南开大学到南京筹款时合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开大学校园


　　 1939年，张伯苓（前排左六）与西南联大部分师生合影


　　 1945年，张伯苓（左四）与梅贻琦（左二）、张彭春（左三）、何廉（右三）等人合影


张伯苓逝世后，《天津日报》刊登其遗嘱


南开大学校园内的张伯苓铜像


编者按：1951年2月23日，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办人张伯苓先生病逝，享年75岁。老校长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仍是他倾注了毕生精力的教育事业，他在遗嘱中说：“一八九七年，余愤于帝国主义之侵略，因严范孙先生之启发，从事教育，五十年来，矢志不移……凡我友好同学，尤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待之。友好同学，必共努力。”值张伯苓先生逝世60周年，在此清明时节到来之际，我们追怀先生之风范，倍觉南开道路之不凡，更祝南开精神永传千秋、永远年青。
　　
张伯苓先生，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他很幸运，遇到了严范孙，他们的相知成了历史的机缘，“大校长”便应运而生。
　　1946年，张去美国治病，适逢70寿辰，为表达崇敬之情，在美诸多南开校友，还有他的朋友们，纷纷撰文为他祝寿。司徒雷登说道：“自从我第一次认识他，他的生命就成了我的启示。”他的生命，究竟给人以什么启示？那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自白：“我一生努力所得的一点成就，完全由于一件简单的事实，就是我对教育具有信心和兴趣。”
　　历史从来不注意小人物。“公车上书”，轰动全国，康、梁叱咤风云，其时，有一名非正式的海军士兵，在北洋水师军舰上实习，他就是张伯苓。
　　当康、梁发动举子，大闹京师时，有关中国战败的消息，他们是从邸报上读来的。而张伯苓，不仅亲历了黄海之战，还参加了威海卫之战，甲午战争那年，他19岁。
　　两年后，威海卫“国帜三易”，他身临其境。
　　易旗，是主权转交仪式。首先，日本兵列队，降下日本国旗，升大清国旗；然后，清兵列队，降下大清国旗；最后，英国士兵列队，升英国国旗。
　　在刘公岛上，他目睹英兵身体魁伟，穿戴庄严，而清兵则穿着“勇”字号破军衣，“面色憔悴，两肩高耸”。他深感羞耻和痛心，从此立志要改造中国人。
　　他说：“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张伯苓觉悟了，大清帝国已不再需要他了。不久，他就离开军队，被打发回家。
　　回家了，怎么办？这位退伍士兵，似乎是一筹莫展。这时候，他遇到了严范孙先生。
　　很多年以后，张伯苓还在庆幸：真万幸遇到严先生……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
　　在近代史上，严范孙是很有地位的。1894年，他任贵州学政，康、梁变法前，他上书朝廷，奏请开经济特科，奏准。此事，后来被梁启超称为“变法之原点”。
　　可他的举动，与恩师徐桐发生冲突。于是，他辞官归乡，专心办新式学校。
　　一个退伍，一个辞官，两个血性男儿，一见相知，一拍即合，共襄教育救国。
　　严范孙，进士出身，清末翰林，比张伯苓年长16岁，堪称张的前辈。两人同心协力，从严氏家塾起步，衍生出了一个响亮的南开家族。
　　1904年，严、张二人，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历时两月余，8月回国，筹办中学。
　　严将自家住宅后院，划出偏院一所，略为改造，用作校舍。10月17日，“私立中学堂”正式开学。这一年，张年方28，意气风发，开始了他的校长生涯。
　　第二年，严宅小院，已容纳不下。不久，有一位邑绅，捐了一片荒地，荒地泛着盐碱，津沽人称盐碱滩地为“开洼”，此地位于城西南，故称之为“南开”。
　　南开学校建设，主要由私人投资，1906年7月1日正式开工。最初捐款人有，王益孙捐银1万两，严范孙捐银5千两，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捐银1千两，直隶提学使卢木斋拨款1万两。后来，袁世凯又捐银1万两，建学校礼堂，用其字，命名为“慰亭礼堂”。
　　军阀慷慨捐赠，可学生却不以为然，他们高呼：“不要军阀的臭钱”。张坦然一笑，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来培育。这比喻有失公道，但又无可奈何，他独自承担来自政治情感的压力，以“挑工”自喻，担起更多的“粪水”，去浇灌“美好的鲜花”。
　　在他的辛勤培育下，南开茁壮成长，越长越大，人们称他为大校长。大校长到底有多大？他没有回答，不过，我们稍微盘点一下他的思想，就不难发现，其大有三：
　　其一，“土货化”的大思路。
　　南开大学，建于1919年，建校之前，严、张二人游历欧美，南开模式全盘西化，欲以“纯然一学术竞争于世界”，遂引来哈佛、剑桥等诸多游学之士投效南开，一时风云际会，赞扬之声，不绝于耳。然而，时间一长，全盘西化的弊端，渐渐暴露出来。
　　《南大周刊》上，发了一篇奇文，名曰“轮回教育”。“轮回”就是转圈子，作者指出，有两个等级不同的圈子，一是国内升学圈子，从中学到大学，又从大学再转回去教中学；另一为出国留学圈子，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几年，然后再从美国转回来，回国教大学，满口ABCD，言必称美国，于是，作者进一步问道：“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有什么意思呢？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算救国吗！”
　　此文一出，立即引爆南开，所有留美教员集体抗议，张伯苓召集学生讨论，学生宣称，系全体意见。许多教员遂愤然辞职，师生之间，充满了对立情绪，几经调停，各作让步，学生方面作了检讨，而教师方面则力行改革，改革的宗旨，便是“土货化”。
　　后来，他在《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正式提出“土货化”的办学思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采取了积极的改革方案：除英语课外，其他所有的课程均改为用国语讲授；成立社会视察委员会，制定学生社会视察目标；自编适合国情的大部分教材，倡导学术研究关注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
　　从师法日本，到仿效欧美，再到“土货化”，此举一出，连蔡元培也叹服。此前，谈到张伯苓，他曾两肩一耸，做不置可否状：他么？办中学还可以，办大学么……
其二，民主化的“大股东”。
　　旅美期间，遍览美国私立学校，都用商业民主制——股东制管理方式，他马上联想到南开，南开性质，纯为私立，乃“人民所立之学校”。对于“人民”，他有自己的理解，不是从政治文化上来理解，而是从具体的股东权益上来理解。他认为，凡是投资给学校的个人或社会团体，都是该校的股东，对于该校来说，获得股东权益者，才具有“人民”的资格。
　　他说：“徐菊人先生虽为总统，终为本校旧校董，亦系人民一资格。”
　　要想成为“人民”，首先必须尽义务，要尽义务，须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能投资于某项事业，从而获得在事业中的各项权利，投资者不论投资额多寡，都可获得股东资格。他认为，纳税人是政府的股东，学生是南开的股东，各位捐款者就更是南开的“东家”了。
　　他说：“诸位均知南开为私立学校，有先生，有东家，当日由严先生一人当东家，已有如此进步。若诸位者今日均为东家，则前途亦觉光大，所以敝校对于诸君有无限欢迎。”
　　他希望，南开的“东家”，越多越好。他以民为本，民就是他的“东家”。
　　那时，众多私立学校纷纷落马，惟南开为“不倒翁”。“不倒翁”的奥妙，就在于“私立非私有”。多数私立学校，都过不了私有这一关，惟独他能高举“私立民有”的旗帜。
　　他说：“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他把私立南开，办成了人民的学校。
　　其三，实业化的“大工厂”。
　　把学校看作“工厂”，引入产业机制，使学校不仅在政治上独立，而且要在经济上独立；不仅独立于政府，而且要独立于社会，这便是张伯苓的教育产业化路线。
　　他两游欧美，得出一个结论：“外国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彼学校视社会之需要而定教育之方针。”为说明他的“学校工厂”观，他反复地用着一个不太“人道”的比喻，用标准的天津话，称学生为“货”。谈起他的“货”，他非常自豪，对于“货”的质量，他充满信心：“我们的货跟别的货一样，论学术、技术都差不多，论负责，则胜过别人；能如此，工厂造人才，在社会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对于市场，他很有信心：“塘沽永利、久大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印象就很好，我们创出的牌子去叫人能用。”
　　同时，他认为“大工厂”的产品市场，不能限于天津一隅之地，应该向全国发展，要“货”卖天下。他说：“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少，别处多销也好”，要“充实我们的工厂，造就学生到各处去”。要卖“货”，就要经商，他效法哈佛商学院，成立南开大学商学院，并以“联络校外商界人士，促进商业前途发展”为宗旨成立南开商学会。
　　他不仅把学校当作“大工厂”，还真的在学校里办起了工厂，除为学生工读所用的校办工厂外，应用化学研究所下设的化工厂在天津以及整个华北都很有名，他们开发的金属磨光皂、油墨、浆纱粉、复写纸、辣酱油等轻工业产品，供应华北乃至全国市场。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两个代表人物，一是当过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他主张思想自由，以学术立校，开了一代风气；另一个就是张伯苓，他主张教育产业化，以实业办学，为私立南开学校建立了经济基础。蔡元培一生丰富多彩，张伯苓却很简单，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在办教育这一点上，像他那样纯粹的人，可谓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