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草》杂志
《沉钟》杂志
1929年出版的冯至诗集 《北游及其他》，封面为日本画家永濑义郎的木刻版画《沉钟》，其下方的篆刻内容为“沉钟”。
“浅草-沉钟社”成员的创作，对我们今天来说已经显得很遥远了。鲁迅当年曾经赞扬他们的作品“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那还是在“五四”过后不久，他们是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最年轻的群体，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还都是在学的大学生。文学是他们业余生活中的一部分，学习才是他们的主业；而就是这样一群青年学生，他们以对文学的热情，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阶段，同时也留下了自己辛勤耕耘的痕迹。今天，当我们重新走近他们的时候，还是感到现有的各种文学史对这一社团的认知和评价是十分不足的。
关于“浅草-沉钟社”
《浅草》与《沉钟》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杂志，前者创刊于1923年3月，后者创刊于1925年10月，由于人员上的一些渊源关系，在文学史上一些人常常把他们称作“浅草-沉钟社”。
“‘浅草’是‘沉钟’的前身”——从人员上来讲，这样说是有一定根据的，比如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等都是浅草社的编辑或成员，后来这几个人加上杨晦，又开始编辑《沉钟》；但从刊物的性质内容来讲，这话又是有欠缺的。《浅草》注重的是发表创作，而《沉钟》则是创作与翻译并重。按照冯至的说法：“‘浅草’是‘沉钟’的前身，这句话有一定的根据，但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不管如何，这两种刊物的基本成员基本相同是不争的事实。
浅草社成立于1922年，它的发起人是当时的在校大学生林如稷，他18岁时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早有文名。他会同上海与北京的同学朋友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等成立了“浅草社”这一文学团体，于1923年出版《浅草》季刊，在《卷首小语》中他们表示自己愿意做农人以培育荒土里的浅草，来对抗这苦闷世界里的沙漠。这也许就是他们的办刊宗旨。杂志的封面是由一位13岁的小朋友胡兴元题写的，文字既嫩绿活泼又质朴厚重，与刊物相得益彰。后来这两个字被书局方面遗失了，改由刻字先生随便刻字二枚，变得俗不可耐了。《浅草》在“编辑缀话”中数次说明该刊“不登批评别人作品类的文字”，表示不愿意受到文人相轻的习俗的熏染。《浅草》当年印刷出版了3期，初创《浅草》时，编辑是林如稷，1、3期都是由林如稷编辑的，后因林如稷计划赴法留学，第2、4期则由陈炜谟编辑。据说第4期编好之后，被承印出版的上海泰东书局将稿件积压了1年以上，直到1925年春季才得以出版，也就是说《浅草》仅出版了4期。此后由于林如稷的赴法留学和人员上的变化，该刊就没有了踪影，浅草社即停止了活动。
1925年10月《沉钟》杂志出版，先是周刊后改为半月刊，由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等人编辑，后来林如稷自法归国也参与了编辑工作。这些同人经常谈起德国戏剧家霍普特曼1896年写的童话象征戏剧《沉钟》，这是一部表现生活与艺术冲突的戏剧。铸钟人亨利以极大的毅力造出了一口大钟，在运往山上教堂的路途中，大钟被狡猾的山林魔鬼推入湖底。于是亨利在绝望中奋发走到山上，与林中仙女罗登德兰相爱，并立志再造新钟（此处象征着艺术的追求）；但他还是想念家中的妻子，下山探视时却遭受到世俗的嘲弄（此处象征现实生活），待亨利再次上山时，仙女罗登德兰因喝了魔浆被水怪俘获，亨利于是也喝了魔浆。这是一出在西方很有名的悲剧，他们非常钟情于戏剧中所反映出的亨利的那种追求精神，认为从事文艺工作也必须在生活上有所放弃，要从亨利那里吸取勇气和精神。于是当他们在北海公园讨论刊物名称的时候，由冯至提议将刊物定名为《沉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沉钟》的每一期都在刊头或首页上引用著名作家特别是外国作家简短的名人名言，并成为一种规范，从没间断过。
《沉钟》杂志共出版了34期（不包括1927年7月出版的翻译专号“特刊”），在时间跨度上，一直坚持到1934年2月28日。当然这两个刊物除了人员上的渊源以外，在作品上也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不同的是前者注重创作而后者则更注重翻译。
沉钟社还以“沉钟丛刊”的名义出版了多种著作、译作，其中有陈炜谟的小说集《炉边》，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陈翔鹤的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还有陈炜谟翻译高尔基的《在人间》（译为《在世界上》）、《我的大学》，冯至译的莱蒙托夫著《当代英雄》，以及杨晦翻译的法国罗曼罗兰著《贝多芬传》、《普罗米修士和约伯》等。
《沉钟》杂志最初由北新书局代为出版，后来曾委托过创造社代为出版，但是由于创造社的拖延随后又改为北新书局出版。为此他们曾在第1期和第12期上连续两次发表启事进行说明，并引用了《创造社出版部为〈沉钟>半月刊启事》，因为创造社耽误了他们的出版事宜，所以在第1期上发表了启事。因为年轻率性，他们在这个启事中竟然写出了本刊物不好意思“出尔反尔”、“所以终于‘节产’，不曾‘创造’。”还表示自己和创造社“一点没有关系”，这就在事实上得罪了创造社，为此当然与创造社产生某种隔阂。周全平曾在《洪水》第2卷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文章，对沉钟社进行批评，认为沉钟社的启事与事实不符，并表示创造社“因为本钱小，所以不能如大书局之从红利中匀出一滴残汁来收买名人的名文；因为经验少，所以不能如他书局之东欠账、西欠债来敷衍一般文坛的健将……于是，我们便得罪了不少的友人，增加了不少的敌人。无论如何，浅草社同人和北新掌柜合作在一起，在我们虽树了敌，但在我们恰因此而解了宿怨，岂不大积阴德！”周全平的这篇文章显然在泄愤的同时刺激了沉钟社同人，于是陈炜谟在1926年9月26日出版的《沉钟》第4期上，发表了《无聊事——答创造社的周全平》进行批驳，文中讲了刊物委托创造社出版的来龙去脉，并且表示沉钟社同人并不是什么“文坛健将”，也没有收到北新书局老板的回扣等，大家只是想以一种认真精神忠实的去做一些文学上的事情而已。这是唯一的一次论争和解释，此后该社没有开展和介入文坛上的任何论争。不过从周全平的文章来看，他还是把浅草社与沉钟社等同起来看的。
由于他们的编者与撰稿人的关系，人们便把《沉钟》杂志的编者称为“沉钟社”的成员，同时又考虑到两个杂志人员的前后大体一致性，便把他们称之为“浅草－沉钟社”。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文学刊物先后受到了鲁迅的重视。鲁迅认为《浅草》使自己懂得了许多话，这本刊物是“丰饶”的；同时鲁迅还认为“《沉钟》就在这风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直到1927年9月25日鲁迅即将离开广州的时候，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还这样写道：“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1935年鲁迅应邀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撰写导言，特别提到这一文学团体时说：“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韩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华，林如稷，徐丹歌，顾，莎子，亚士，陈翔鹤，陈炜谟，竹影女士，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连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枢移入北京，社员好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了，但锐气并不稍衰。”并指出：“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鲁迅还将“浅草-沉钟社”7名成员的12篇小说选入其中，并在《导言》中给予很高评价。
关于“浅草-沉钟社”的作家
“浅草-沉钟社”的成员当时几乎都是在校的大学生，由于喜爱文学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浅草》第4期的《编辑缀话》最后还刊登了“本社出版物长期担任文稿者姓名”，除我们所熟悉的人员以外还有：王怡庵、孔襄我、季志仁、夏亢农、陆侃如、高士华、陈学昭、陈承荫、游国恩、张皓、邓均吾、韩君格等。不知是什么缘由，这些人始终也没有给后来的《沉钟》杂志投稿。那些作家中，林如稷与陈翔鹤等都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不久林如稷赴法国留学，陈翔鹤转到北京大学英语系专门研究外国文学，而陈炜谟、冯至当时则是北京大学德文系的学生，此外还有北京的李开先、罗青留，当时在天津的赵景深以及南京的党家斌等人。《浅草》在出版了4期以后，终于没有坚持下来。
杨晦是冯至的好友后来成为《沉钟》的实际主编，而林如稷则参加了从《浅草》到改为半月刊的《沉钟》的编辑工作。这两个杂志基本上就是这几个人主办、写作的，当然作者的队伍总是比较宽泛的。作者中以较为接近的同学和教师为多，如当时北大中文系的修古藩、北大英文系的顾绶昌、左浴兰等。冯至还告诉我们，在《沉钟》杂志上的署名除一般的真名以外，杨晦的笔名是“楣”、“晦”；冯至的笔名是“君培”、“琲琲”，罗石君用过“罗青留”，蔡仪即“南冠”，顾随即“葛茅”，程侃声即“鹤西”，张皓即“流沙”，韩君格用过“莎子”的笔名等。此外，北大教授张定璜（凤举）、杨丙辰（震文）都给他们投过稿件，冯文炳（废名）在该刊发表过散文，姚蓬子曾短期来北京，也在《沉钟》上发表过译文和诗歌。
“浅草-沉钟社”的作品及其艺术特色
“浅草－沉钟社”的小说创作成绩巨大。在风格上他们是介乎于人生与艺术之间的，他们在追求艺术的同时非常关注人生问题，也可以说是人生派与艺术派的有机融合。他们都是读中国书长大，因为天时地利进入大学学习外语和西方文学，在中西文化大碰撞和大交汇中，他们如鱼得水尽情展翅并即有作为。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等都是小说的多产作家，就是身为诗人的冯至也写了一些小说。
林如稷的《将过去》、《流霰》写的都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浮动心态，特别是前者所展示的的主人公周若水的那种在“五四”退潮以后的精神苦闷与心理压力，写出了他过着的是一种无意识和性本能相交错的颠倒错乱的生活。故事是陈旧的，视野是眼前的，而手法却是全新的。近年来有人认为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其进行研究。
陈翔鹤的《不安定的灵魂》、《西风吹到了枕边》、《See！》、《命运》都是很重要的作品。他借鉴继承了郁达夫式的自传体方式用第一人称写作，表现青年不安定的灵魂，使小说引人入胜，同时那种伤感的情调却是现代的。
陈炜谟的小说《狼筅将军》、《破眼》、《夜》、《炉边》、《寨堡》等都是好小说。他的小说表现家乡四川人民饱经忧患的苦难，有一种在痛苦中追求光明的力量，今天读来还是感人至深的。鲁迅对其作品评论说：“陈炜谟在他的小说集《炉边》的‘proem’里说——‘但我不要这样；生活在我还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若干年之后，回想此时的我，即不管别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罢，如果值得忆念的地方便应该忆念。……’自然，这仍是无可奈何的自慰的伤心之言，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他的小说是鲁迅选入《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浅草－沉钟社”小说最多的作家。
除上述作家以外，还有不少创作今天读来仍会给我们以震撼，在表现手法上他们的小说很有特色。鲁迅举出的作家是：韩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华，徐丹歌，顾，莎子，亚士，竹影女士等，“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连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
纵观这一派小说创作，我以为有如下几个特色：
首先，这些小说普遍表现真挚的情感，在强烈的艺术追求同时，有比较强烈的为人生态度，同情被压迫与被迫害者始终是作品的中心主题。那种离家的惆怅、逃婚的苦楚、都市的无情、生活的疲惫和厌倦，故乡给予他们的除了亲情以外即是愚昧，在一种矛盾与复杂的痛苦中展现他们的情思。
其次，这些小说充满了清纯如水的童真。除了个别篇章的直接书写儿童以外，我以为这些小说的作者大约都有一颗孩子般的童心，他们的那种忆旧、故乡情结、亲属记忆和记述的生老病死，都是孩子式的，是一种清新纯洁的儿童眼光，这就增加了真实与亲切，读来丝毫没有那种世故老人的味道。
第三，这些小说普遍反映出一种对于爱与自由的追求。不论是走出乡关去寻找知识、真理与爱情，还是看待社会生活、战胜寂寞，在对待世界、社会和各类人等中，都有着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洗礼，无不带有一种“五四”青年的新鲜气息。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这些小说是新的文学，是青年血管里喷发出来的青春的激昂的声音。
但是由于年龄、阅历以及时间的制约，总体来看这一流派作家的小说还是显得视野有些狭窄。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多是政治时事、故乡往事、都市杂事、恋爱情事和身边琐事；生病、读书、同学、课业、恋人、书信、家长和亲属是主要的书写内容。这也是浓烈的时代色彩的真实反映，是不可避免的第一个十年小说创作的通病。
“浅草－沉钟社”的诗歌也很有特色。这一派崇尚西方特别是德国诗歌，涌现出以冯至为代表的一些优秀诗人。《浅草》初创时期的诗歌多数以《诗汇》的形式出现，总体读来感觉还是稍有些稚嫩，比如《浣花溪的女郎》、《小孩》、《夜步黄埔》、《黄昏》、《寻梦》等，大多离不开写实遣意；到了《沉钟》中后期诗歌逐步走向成熟，出现了《最后之歌》、《冬天的人》、《是谁》、《情歌》、《佩剑——项圈》、《寺门之前》等象征色彩与现实结合的新诗，读来就颇有意境。特别是十四行诗的引进和尝试，使这一派的诗歌自成体系，有所追求，遂即出现大家气象。
散文在“浅草－沉钟社”的创作中显得薄弱。这当然与这批人初期的学生身份关系极大，其次当然还有文化修养与生活历练。在这方面他们比起“语丝社”来说，所差者就不仅是一星半点了。鲁迅曾经说过，“五四”新文学的成功主要是散文的成功，在这方面“浅草－沉钟社”只是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浅草》时期有《交织》、《踽踽》、废名还为他们添上一篇《寄友人J.T.》；《沉钟》时期就有了缪崇群的《散文两篇》、林如稷的《归来杂感》、《晞露集序》、《随笔一则》及陈翔鹤的《悼朱湘君》等。散文是介乎于诗与文之间的桥，它需要极其丰富的内涵与阅历，在语言上也需要白话、古典、外国与民间口语的多项结合，做起来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要求来苛求当时的这些年轻人，不过我们可以从文章中看出他们的奋斗与努力的痕迹。
“浅草－沉钟社”发表的剧本相比较并不是太多，但是统计起来也颇有特色。“五四”以降演剧在国内大中学蔚然成风，因而时代呼唤着好的剧本创作。早期有发表在《浅草》第1期上罗青留的《新婚者》、陈竹影的《浔阳江》、李开先的二幕剧《祖母的心》以及第4期上陈翔鹤的四幕剧《沾泥飞絮》等都是很有特点的作品，这些剧本还都是停留在说教语言和紧凑故事的层次；《沉钟》创刊后，所发表的剧本就更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我以为当推杨晦的《磨镜》，该剧写的是《金瓶梅》小说中的一个情节，今天读来还是很有特色的，如果论及中国现代改写古代小说进行戏说再创作尝试的话，这一篇可谓是较早的戏作，其中的现代性也表露尽致。此外，还发表了杨晦翻译的新犹太作家阿胥的独幕剧《夜》，此剧也是很有特色地在幽默的语言中表现人间苦涩的佳作，读来令人精神感到震撼。
“浅草－沉钟社”最为辉煌的成就是翻译。原因当然是和这些人所学的专业多是外文有着极大的关系。特别是《沉钟》半月刊一出版，他们就在首页上刊登了19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埃德加·爱伦·坡的照片，另外还刊登了Harry Clarke作的德国作家E.T.A.霍夫曼的画像。以此表现他们对于独一无二的西方魔幻风格与神秘怪诞色彩的艺术追求，他们无疑追寻着当时的世界文学新潮流。在《沉钟》上发表的翻译作品极多，其中涉及许多西方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这与他们的阅读不无关系，正如他们所引用的著名作家吉辛所说的：“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这同时也是他们的理想。用鲁迅的话说，他们用“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进行文学工作。从英国、法国到俄罗斯，王尔德、尼采、霍普特曼、契诃夫、安特列夫、波特莱尔、海涅、莫泊桑、史特林贝尔格、高尔基、里尔克、梅特林克以及新犹太作家阿胥等都是他们的阅读与翻译对象；虽然在日本文学和理论上的译介上稍有不足，但恰巧北大的张凤举、杨丙辰两位教授补充了这个空白，使得《沉钟》杂志显得丰富多彩；1927年7月28日他们还专门出版了一期《沉钟特刊》，全册共184页，全是翻译作品，显示了他们在翻译上的成绩。
统观“浅草－沉钟社”的作品，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在中国新文学初期那批年轻人的呼声与实绩，理解这批人年轻的心。走进他们的作品，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出那种不懈的追求和自强不息的努力。
中国新文学的舞台是因为有了许许多多人的苦心孤诣、实践奋斗才显得丰富多彩的，他们也是那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是现代中国文学史滚滚长河中，夹杂流淌的一股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