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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维模式主导社科领域知识鸿沟持续扩大——《2010年世界社会科学报告》强调知识鸿沟的影响

□高乐咏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与教科文组织联合发布的题为“知识鸿沟”(knowledge divides)的《2010年世界社会科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知识鸿沟普遍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并有继续扩大之趋势。西方世界借助其传统优势和语言的强势地位,继续主导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业已形成的学科间分工过于细化的状况,使社会科学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时,往往缺乏有效的解决手段。这种现状和趋势不利于社会科学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重视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社会科学向着适应现代世界发展潮流的方向发展。
  一、“知识鸿沟”的基本现状
(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社科知识的创造和占有上存在严重不平衡。根据《报告》,现今全球社会科学文献的75%在北美和欧洲发表,其中85%研究成果部分或全部用英文编辑出版,四分之一的社科出版物在美国出版,学科覆盖面绝大多数是经济学和心理学,三分之二的社会科学刊物出自美国、英国、荷兰和德国这4个国家。这显示,西方思维模式主导社会科学领域的局面仍旧十分明显。从文献索引方面看,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欧洲和北美研究成果的依赖逐渐加重,这种“国际化”明显带有“西化”的倾向。
  (二)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几乎垄断了主流社会科学成果的发表和传播,其影响十分深远。一方面,它使获得社科成果的途径受到很大限制,扩大了知识鸿沟;另一方面,研究者为了在主流语境中获得话语权,也必须主动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以适应英语语境的思维定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排挤了植根于其他语言及文化传统中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这种状况在整体上对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有害无益。
  (三)人才外流是加剧地域间知识鸿沟的重要因素。《报告》指出,当今在美国工作的经济学博士中的三分之一,社会学博士中的五分之一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据估计,自1990年以来,每年平均有2万名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离开非洲高等教育系统,前往美国、欧洲甚至中东和澳大利亚工作。社科和人文学科这方面的情况更严重。历史、考古与哲学这类学科在许多国家已经岌岌可危。这种情况在非洲以外的地区也并不少见。这样的人才流动趋势,造成了在社科知识的占有上“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严重后果,也将为世界的平衡发展增添新的障碍。
  (四)新兴国家虽然急起直追,但尚不足以改变上述整体格局。《报告》指出,过去10年间,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的社会科学得到迅速发展。中国自2003年以来,拨给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教学和科研预算的增幅每年约为15%至20%;过去10年中,巴西从事社科研究的人数增长了近2倍;而在印度,2005至2006年度,1102.8万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中,学习艺术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占45.13%。如果再加上商业和教育专业,这一比例则达到64.60%。但随着前苏联的解体,由于人才流失等原因,俄罗斯的科研力量出现衰退,2007年,俄罗斯有13740名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数量只与1999年大致相当,其中一半是经济学家。
  (五)主流的研究范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全球化趋势使得社会科学工作者越来越主动或被动地与主流体系“接轨”,这时常会造成全球问题的共性和地区问题的差异性之间的关系处理欠妥,影响社会科学成果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针对性。发达的“北方”国家的主流思维定势与发展中“南方”的社会现实存在差异,这使得所谓主流社科研究工作难以回答发展中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为了“国际化”,也存在着脱离本地实情而片面追求所谓“统一规范”的倾向。
  (六)学科间分工过于细化阻碍各学科间的交流和整合。分工与专业化是一柄“双刃剑”。专业化有利于提高效率,并且也是学术研究工作自身演变的必然结果,但是过度专业化使每个学科涵盖面趋窄,这对解决世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综合性问题不利。比如,经济学家未能准确预测经济危机的发生,政治学家没能把握民意的深刻变化,社会学家在洞察社会变革趋势方面的失败,这些现象使社会科学在近年招致诸多批评。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越来越密切相关,并且传递速度激增,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界限受到质疑。学科间的分隔和过度专业化使其变得晦涩难懂并彼此割裂,难以对话,这使人们难以借助社会科学对世界的全景有清晰的了解。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以及各学科之间的整合虽已有尝试,但有效的解决办法尚有待继续发掘。
  (七)社科成果的评价标准尚难统一。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是常用的方法,同行评议也在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尽管早先主要在英美学术界使用,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应用。目前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评价标准问题很多,许多指标体系存在争议。用统一标准评价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对提倡多样化和发挥自己特色具有一定负面影响。
  (八)社科成果的传播方式需要更新。教育是传播社科成果的主要渠道,大部分社科内容在高中便进入课堂,如历史、地理、公民学及社会研究等。在大学阶段,社会科学也吸引了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学习。在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文科学生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比理科学生晚,但就业状况好于理科学生。获取学术成果的便利程度对其传播至关重要,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ICTs)的发展,获得社科成果的成本在降低,但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获得科研成果的便利性,政府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九)基础研究与政策制定者的需要时有脱节。基础研究常常被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缺乏时效性和现实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咨询机构作为一个行业应运而生。各种“智库”越来越受重视,它们的作用是在基础研究和实际问题之间寻求联系,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服务。在发达国家,“智库”的作用越来越大且发展迅速,它们成为社科研究成果向实际应用领域转移的重要桥梁。
  二、未来的努力方向与几点启示
《报告》提醒各国政府重视知识鸿沟的存在并努力消除其不利影响。研究能力的发展需要政府、国际组织和援助机构支持学术机构与个人的能力建设;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获取社科成果方面的渠道和能力差别很大,这有可能进一步拉大现存的各种不平等,应鼓励社科成果更多地向公众开放;信息技术在上述问题上可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促进多语言工作的同时,大力发展翻译事业对社科知识的传播有积极意义;国际间的学会、网络应更好发挥社科知识传播的作用。
  社会科学对解决世界性问题的作用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上述种种鸿沟的存在,它的潜在影响力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为此需要大力解决知识割裂(fragmentation)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能力建设问题。
  《报告》所论及的知识鸿沟及其影响对我们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也对我们思考本国社科领域的学科建设和规划有一定参考价值。社会科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显著,同时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也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影响表现在资金投入、制度建设、数据文献的获取能力等方面。经济上快速崛起的新兴国家在社科研究方面有急起直追的势头,但上述提到的“西化”或“主流化”的趋势,使得这些国家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轨迹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方法和思潮的明显影响。对此我们也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并不是也不可能全盘照搬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现成模式。“国际化”不等于“外国化”,在努力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同时,及时科学地总结中国快速发展的经验和规律,并建立和完善能够有效解决中国以及具有类似背景的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学科体系,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这也将对保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秩序民主化作出贡献。
  第二,根据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具有重大趋势性的问题,科学规划学科建设和发展。既要尊重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按照现有学科分工,加强各专门领域的研究,也要重视社会问题是众多因素相互交织而成的这一事实。现今世界任何一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已经无法依靠单一学科来完成,因此需要努力培育新兴学科,推进交叉学科的发展。在规划学科建设时,结合实际问题创建跨学科研究平台,并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综合性问题和挑战结合起来。
  第三,处理好多语言工作能力的建设和注重研究工作实效的关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科学工作者培养多语言工作的能力,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对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但也要避免《报告》中提及的脱离母语的思维习惯和逻辑体系的倾向。优秀的研究成果用外文在国际权威刊物发表,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科学成果的有用途径,也是与世界同行分享中国经验和搞好外宣工作的需要,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些问题也值得重视。
  中国是一个大国,本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队伍成长迅速,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如能在第一时间让本国的同行分享到,对提升本国社科队伍的研究能力和水平意义重大。过分鼓励将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刊物上,一方面会强化外文社科载体业已存在的强势地位,使中文社科传播渠道无形中遭到排挤,这不仅在客观上强化了现有强势语言的“霸权”地位,而且对弘扬中国文化并充分发掘蕴涵其中的东方思维模式对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潜力,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阻碍。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审慎处理工作语言的选择,需要统筹兼顾国际交流的便利性、重视研究成果的实际价值,以及保护中文思维体系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开放性这几方面的关系。政策制定者和社科主管部门与机构在设计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时,也应将上述关切纳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