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0年11月17日，我校前身之一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改组，扩大成立为湖北省立农学院。1949年6月，解放军军代表接管湖北省立农学院，当年10月5日，湖北省立农学院正式易名为湖北省农学院。省立农学院成立之际，正值国家危亡。此后10年，战争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校址数次变迁，前辈学人仍耕读不辍，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转瞬七十载，本报忆往者之筚路蓝缕，念来日之经纬万端，特辟专栏，拟用三期梳理当日办学脉络，以示纪念。
1938年6月12日，侵华日军在安庆登陆，武汉战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中国第5、第9战区军队以湖北武汉地区为中心，在安徽、江西、河南、湖北的广阔地域开展了武汉会战，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况最惨烈的抵抗侵略的大战役。
　　为保存国家精英，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的大专院校撤离，疏散到西部较为安全的大后方。6月的一天，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校长刘发煊接到命令，要求他立即着手准备内迁恩施山区。历史将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推向了一个十字路口，走还是留，这个“哈姆雷特式难题”无情地摆在了师生们的面前。
　　9月中旬，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的陈诚下令将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等中等以上47所学校合并为“湖北省立联合中等以上学校”。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成为省立联合中等以上学校农专分校，新校址选在了恩施东门外的五峰山。
　　面对外族入侵，农专的知识分子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走。对他们而言，走还是留，不仅仅关乎个体生命的存亡，更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存废。学校决定，大部师生员工自行向五峰山转移，留下少数师生护送图书、仪器，寻找船只装运。
　　搬迁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10月下旬，武汉沦陷，载满农专仪器和图书的船只在等待进入狭窄的西陵峡口时，被日军的炸弹击中，尽管参加护送的师生们竭尽全力，却也只抢救出50余册图书和41件仪器。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师生们决定另觅船只，继续西迁。
　　载着图书和设备的木船从宜昌出发，过清滩、泄滩后，到达巴东。师生们从巴东换乘木炭汽车，改走旱路。从巴东到恩施一两百公里的山路，师生们走走停停，经茶阳坡、六重坡、建始县，一行人辗转于鄂西的崇山峻岭中。就这样，在11月底，师生大部分到达五峰山，12月初，学校终于开学。西迁甫定，陈诚要求各学校尽快步入正轨，恢复办学。1939年9月，省立联中农专分校恢复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的名称。此时，原校长刘发煊已调农林部任职，程鸿书接任校长。
　　五峰山海拔高，土壤贫瘠，气候寒冷，并不适合种植，50亩附设的农场又据学校很远，教学和生产实习十分不便，程鸿书决定另选校址。后来，学校租下了恩施城北郊的金子坝，这里地势平整，水土条件优良，非常适合农专的教学。1940年春节过后，学校便迁到了金子坝。
　　此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已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大力推行新湖北建设，重点是振兴教育。在他看来，我国以农立国，湖北省作为农业大省，“亟应广培技术人才，改良品种，增加产量，以裕民生而增国富”。于是，他提出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确定实行计划教育，筹建省立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和教育学院。
　　1940年11月17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升格，扩大为湖北省立农学院，由教育厅厅长张伯瑾兼任院长。张伯谨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回国后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授，对高等教育颇有研究。升格后的农学院拟设“农艺林学园艺三系，修业年限四年，附设农业经济专修科，年限二年。”然而，由于物资匮乏，当时的农学院仅仅开设了农艺系，学制4年。农专的学生经过编级考试，从严录取，转入农学院学习。当时学生共有94人，设两个班。
　　兼校长张伯谨是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公务繁忙，难以兼顾校务，于是着手物色新的院长人选。他向陈诚推荐了自己在康奈尔大学的校友管泽良。管泽良在康奈尔大学专攻植物遗传学，获博士学位后任康奈尔大学专职研究员。抗战爆发后，他和妻子喻宜萱（我校校歌曲作者）毅然回国，到了抗战大后方四川，任金陵大学教授。在接到张伯谨的来信后，1941年盛夏，他告别美丽富饶的川西坝子，跋山涉水，举家来到崇山峻岭中的恩施，接任张伯谨的湖北省立农学院院长一职。
　　金子坝半山腰的这所农学院，条件及其简陋，资源极其匮乏，全部家当就是几间租来的破旧校舍和劫后余生的仪器、图书，但山脚下蜿蜒流淌的清江却给西迁到这里的学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