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区的玉米、水稻大都是一年一季的，被大象吃掉了，农民就减少了收成，可人又不能伤害大象，这就形成了人象之间的冲突。人象冲突可以理解为人和象之间的经济利益和生存利益的冲突。
　　几千年前，大象的足迹遍布整个黄河流域。张立以河南省的简称“豫”———这个右半边为“象”的汉字为例证，勾勒出古代亚洲象曾经辉煌繁盛的种群图象。然而现在亚洲象整个种群仅有2至3万头，在我国境内的只占其中很少的一小部分，大约200头左右。就是这数目很少的大象，也无法再如往日般生存得自由自在。大象的栖息地云南是中国现存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是中国环境的指示窗，但这里正面临着生态危机，在思茅、西双版纳，中国最后的原始热带雨林正不断被蚕食，取而代之的是绵延的绿色沙漠———橡胶林和造纸人工林，雨林里的珍稀动物也不断被偷猎。
　　记者：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人象冲突呢？
　　张立：大象本应在野外的树林里取食，但现在由于保护区的大面积开发，使得亚洲象的栖息地越来越少，于是大象开始走出保护区，到保护区周边的农田觅食。云南地区的玉米、水稻都是一年一季的，被大象吃掉了，农民就减少了收获，可人又不能伤害大象，这就形成了人象之间的冲突。人象冲突可以理解为人和象之间的经济利益和生存利益的冲突。
　　记者：您认为比较理想的人象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张立：我以为的理想状态是，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克制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求和需要，自觉抵制外界物欲横流的冲击。例如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原先当地居民的建筑大多是竹楼，冬暖夏凉，又防蚊虫，通风好，而进入新世纪后，很多居民都把自己居住多年的竹楼改造成了砖瓦房，夏季炎热，冬季保温效果差，这且不说了，砖瓦房成本高，必然促使人们砍伐更多的保护林改造为农田，人象冲突加剧。因此，只有把这种欲望遏制住，人与象才有可能和谐相处。
　　张立课题组在国内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亚洲象野生种群数量在181～235头之间；在国内首次报道了亚洲象由于人类干扰而产生的行为适应性变化。
　　从1999年起，张立的课题组从分子、个体和种群水平系统研究了中国野生亚洲象的种群现状、数量、分布、行为习性和遗传状况。至今，张立他们已经在亚洲象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国内首次”：根据个体形态特征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在国内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亚洲象野生种群数量在181～235头之间；在行为学研究中，在国内首次报道了亚洲象由于人类干扰而产生的行为适应性变化，并对思茅和西双版纳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选择行为、活动节律、觅食行为和食性等开展了深入研究。
　　记者：亚洲象项目的起因是什么，你们的研究是怎样进行的？
　　张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WorldConservationUnion）招亚洲象在中国地区的研究人员，于是我就开始了这种大型兽类研究。目前已经申请到美国鱼农署亚洲象基金的三个国际项目。观察亚洲象的生活起居等情况，进行各方面的研究不可能依靠一个人来单独完成，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团队来共同完成工作。我们不仅要与和我们进行研究相关的人相处，而且我们研究组内的人员也有分工协调。同时，我们还尽力为学生创造机会，去国外参加培训，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以便进行更好的团队合作。2006年，我们通过粪便分子生物学和个体鉴别技术，终于建立了亚洲象数据库。
　　远远地跟踪着它们，有点像警察终于追踪到了犯人，紧张又刺激，拿着相机拍个不停，大象的一举一动都是这么吸引人。
　　在人类面前，大象无疑是庞然大物。虽说张立与他的研究团队都基本掌握了大象的活动特点和各种避险知识，但这种研究注定充满着惊险与刺激。
　　思茅或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透过浓密的枝叶，几个人影若隐若现，一个人拿着相机兴奋得抓拍个不停；一个人身随手中望远镜移动，嘴里念念有词，他旁边的合作者正紧张而快速地记录着。山蚂蝗在他们聚精会神工作时乘机从地上爬到他们身上肆意作为，他们裸露的皮肤上已经血迹斑斑。原来，这个小分队为了观察眼前的这个象家族，已经在此守候了几天，喜悦让他们对疼痛早已浑然不觉。这是张立研究团队中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探险”，他们“痛并快乐着”。
　　记者：从《徐霞客游记》等书中，我们知道云南自古瘴气就很严重，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请问你们在研究中是怎样克服这些外部困难的呢？
　　张立：西双版纳和思茅等地都是热带地区，只有雨季和旱季两季，高温高湿是此地最重要的气候特征，山蚂蝗和蚊虫防不胜防。当地柏油公路少，大多是乡村土路，每当下雨就遍地泥泞，有一次我们雨后乘坐森林公安的吉普车出去考察，一路颠簸。路过一个陡坡时，因为道路湿滑，汽车严重倾斜，还好我们身手敏捷，全都及时从车上跳了下来，赶快用石头卡住车轮，否则车子就会一头栽进路边的山沟里去了。
　　真正见到大象的机会实际上是很难得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追踪到大象的足迹和粪便，即便如此，也已经够让人欣慰的了。记得最初见到大象时我特别兴奋，和在动物园里看大象的感受截然不同。远远地跟踪着它们，有点像警察终于追踪到了犯人，紧张又刺激，拿着相机拍个不停，大象的一举一动都是这么吸引人。
　　我们都基本掌握了大象的活动特点和各种避险知识，因此在人象近距离接触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基本是有惊无险。但曾经听说过考察地附近曾发生过亚洲象追赶人的事情。我们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掌握相关的知识，并配发各类防蚊虫的药品。
　　我们经常在当地居民家中居住，老乡都很淳朴，有个回民素食的学生，老乡还根据他的饮食特点，细心照顾。
　　我的研究生通常要在云南野外呆一年来收集数据。他们都特别能吃苦，得到了当地居民和我们合作研究者的一致好评。
　　研究者最心疼的是他的研究对象生存受到威胁，生命危在旦夕。只有把“参与式保护”落到实处，我们的研究才是成功的研究，否则，研究对象日益减少，那才是我们研究人员的悲哀。
　　近年来，张立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微观到宏观，从内部研究逐渐向外部进行，从单纯研究亚洲象个体的生存状况延伸至关注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上。张立说，研究者最心疼的是他的研究对象生存受到威胁，种群生存危在旦夕。他已经意识到，单纯的研究生物是远远不够的，濒危物种保护其实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它不仅牵涉生物学，而且也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相关。他们主动与其他国家合作，进行保护规划，如已经和老挝南塔保护区合作建立国际生物廊道，协同保护；他们走进社区，宣传环保知识与如何和象相处的安全知识，如何有效避险；还深入野象谷等景区宣传，增强游客保护大象的意识。张立说这是他们工作的转向，也是今后保护工作的重点。
　　记者：环境问题日渐突出，您在博客里提到了对自然保护工作的再思考，您能具体谈谈“参与式保护”吗？
　　张立：从对亚洲象的个体研究到目前关注的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作为这些方面的研究者，我们不想成为当地人民眼中的“外来者”，如果一项研究结束我们就走人的话，那么研究效果何在呢？因此，我们提倡“参与式保护”，注重与当地保护区的合作，我们的每个研究成果都会留给保护区，让保护区真正地参与进来。对当地老百姓，我们帮助其寻找替代性的粮食作物，与当地相关部门合作，教授百姓各种种植技术，提高农产品的产量；深入社区，把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宣传到每家每户，告诉他们面对象群如何避险，所有的工作目的在于让当地人民意识到保护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不是置身事外的人。不管是与当地相关部门的合作，还是与当地居民的接触，合作时都要让他们理解保护的目的，保护能够带来什么利益。只有把“参与式保护”落到实处，我们的研究才是成功的研究，否则，研究对象日益减少，那才是我们研究人员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