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王老师和贾老师差近二十岁，但是贾老师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和王蒙老师站在一个起跑线上，而今天要从事写作恐怕就没有那么幸福了，因为前面有五六座大山压着。现在我统计“80后”、“90后”写东西比你们要难，因为现在作家出现“六世同堂”这种局面。30年代出生的作家可以写20年，而贾老师路上还说“我年轻着呢”（笑声），很多前辈作家都在写，所以我就理解为什么“80后”他们不按原来的游戏规则，走市场道路，通过媒体把自己变成偶像级的人物，使得现在的文学生态有很大的变化，那么对于现在文学的环境、写作人群的变化，两位作家有什么感想？
　　贾平凹：谢老师说我开始搞创作是和王蒙这一辈作家一个起跑线，其实王蒙老师也在我心里压了几十年，也不比现在年轻人轻松多少。十年一茬人，80年代到90年代这一茬作家我觉得特别厉害。在新概念作文比赛里涌现出的一批年轻作家，与他们接触时我感到特别吃惊，他们视野特别开阔，语感特别好，起点特别高。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的作品也看过一段时间。我住的地方是大西北，相对比较封闭，能够有独立的思考，但是新鲜的东西接触的也少。这是一个消费的年代、娱乐的年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作家。我觉得创作文学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叫做“文学的大道”，中国古代强调“天下”、“道义”，我觉得中国现代文学强调的是“现代意识”，以人为本，写人的困境、写人的精神，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人的精神问题。就像现在物质丰富，商场里有那么多食品，但是养活人类的最基本的食品还是大米、面粉。我就是基本按照这个思路划定自己的创作的。（掌声）谢有顺：贾老师提到一个文学的大道，自古以来，文学是和一些基本的问题有关的，关于社会、人性、现实，这些问题在这些年不太讲了，大家讲的是自我、个人、经验、欲望，好像写作是纯粹个人的事，但是这一二十年文学慢慢的边缘化是不是和文学过度地强调个人或者封闭的自我、不太探出头去关注社会、现实和人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有关系，很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而王蒙老师和贾老师本来也是和社会的进程结合得比较紧的作家，关于这个问题，王蒙老师你也谈一谈。
　　王蒙：网络和媒体正在冲击原有的传播现实。我们当时写作，写的长的就在出版社出书，短的就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文学刊物，它们的销量越来越小，我们原来爱看的《收获》、《当代》、《十月》等现在都相当艰难。我觉得我不存在压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缺少真正的对文学有权威的、有公信力的一个评估的系统。我们总说销量，将文学完全商业化了。如果要真正搞商业的话，文学不是最佳路线。文学最大的力量在对于人心的触动。它应该有一个比钱更重要，比作家的名望更重要的评估系统。现在炒作的势力我们是不能想象的，一个新电影出来它的宣传费就是上千万，上千万一投入没人说它不好，中国的专家都是“孔乙己”，不是“孔乙己”，也是“孔丙己”、“孔丁己”。现在都在抢名人，说不定以后就说青岛是贾平凹故里（笑声、掌声）。我们现在听不到一个声音比市场更厉害、更权威、更有良心，希望建立一个不被市场所左右、不被宣传费用所左右的评估系统。
　　谢有顺：王老师说的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要建立标准恐怕还很难，尤其是文学。我倒是在想，文学有它独特的文体优势，有一个声音可以重新建立我们和文学的关系，那就是每个人内心的声音，就是我们内心究竟需不需要文学，需要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学，我亲近喜欢怎么样的一个文学，我觉得这可能是文学真正的本意。这些年经常讨论文学是不是死了，文学是不是边缘化了，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文学绝对不会死。我们反问一下自己，如果没有文学，人类的文明史上没有过李白、杜甫，没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没有托尔斯泰、贝多芬，那你说我们的生活会失去什么。文学对我们内心世界的挖掘、敞开、呈现真的是非常重要，谈文学最重要的还是唤醒内心的声音。真正让自己意识到，除了社会的喧嚣，有外界的商业、消费以外，每个人还有一个内心，还有一个精神灵魂的东西来解答追问。法国的加缪曾说：“文学不能使我们活得更好，但可以使我们活得更多。”本来我的生命很短暂，但是由于文学，我的生命延长，我的人生可以和更多的心灵对话。这样的期许可能更符合我们对文学的想象。贾老师的《废都》是卖到了一千万册，可能是“文革”后这三十年卖得最多的小说。贾老师肯定知道文学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贾平凹：每个作家都是有精神的。我写作从来不考虑那么多，原来已经有一批固定的读者，对于自己的作品还是有自信的。读者和作家的关系越有独立性就越有读者越有市场，就像一个家庭过日子，妻子老依附于丈夫，男人是一个很有毛病的动物，你越依附他越讨厌，你越是独立，他越反过来对你好（笑声），这个读者、市场与作家的关系是相通的。我写作只考虑怎么写，不考虑市场，写出来反倒还有人看。写到一定程度，就不要依附市场，要坚持写自己，把自己的东西写好。
　　谢有顺：贾老师，你觉得要把作品写好，最重要的是什么？
　　贾平凹：八十年代王蒙老师开创了意识流，成为大师级的人物要有开创性的东西，王蒙老师是第一个写意识流的。西方的东西进来以后，你觉得小说怎么写都可以。王蒙老师提过“作家学者化”，他的意思就是提高学养，我觉得应该如此。具体谈到小说创作，我觉得就是我尽力做到人物和故事的圆满。评论家经常讲人文关怀、精神、灵魂、神性，这些字眼只能让你对社会、对选择的题材有准确的判断，在写作上有帮助，但是具体的文字上不能出现这样的东西。像走路一样，如果旁边有人指挥你，先迈右手或左脚，然后停下来再迈左手或右脚，这个人就不会走路了。佛教上有个观念。一个人死亡，他的灵魂是不灭的，灵魂有块气团在游荡，再投胎到动物、植物的生命中，所以佛教讲人是平等的，佛教同时讲要生命圆满，当人的时候就把人的能量好好发挥，人死后人的能量团就会很大，所以不要偷懒，要发挥自己的能量。《红楼梦》是虚构的，曹雪芹写的时候不会想到要映射社会上哪个危机，他极力把大观园里的人写得饱满、写得圆满。我写小说就是尽力把人物写圆满，有精神气儿。80年代的时候，第五代导演形成一种强调编剧、导演、摄像，强调我是导演、我是摄影师，是现代意识形成的思潮，另外是永远是消失导演，消失摄像，让你看完影片之后，不知道是导演的，认为天地之间必然有这么一件事情。我认同后一种看法，写小说时尽量消失作者自己，就好像天地之间就发生过这件事情。如果一部小说别人看了以后，会写小说的人觉得写不成了，但是从来没写过小说的人觉得“小说这么容易，我也能写”，如果达到这种效果：不会写的想写，会写的不敢写，这时我觉得这部小说就成功了。（掌声）谢有顺：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前面几位大家谈到，只有人物写得饱满了，把生命写得丰富了，感觉天地间本来就有这帮人，这些事儿，小说才是生动的，不去找那些文学理论、那些大词。汪曾祺给一位重要的人写信的时候就讲到“要有人物”。如果人物立起来了，那么小说就立起来了。我们回忆很多文学大家的作品流传下来就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经典的、栩栩如生的人物。虽然人物是虚构的，但是让我们感觉很真实，似乎历史上真实存在过，孙悟空的故里还有人在争，好像历史上就有贾宝玉这样一个人物。这就是文学非常伟大的地方，他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昆德拉曾经说过：最肤浅的作家就是复制这个世界，好一点的表现这个世界，最伟大的作家是创造这个世界。如果让人们感觉到历史里面真实存在过的，小说就写得成功了。作家是令人尊敬的，因为他们是创造者，他们的创作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作家的虚拟的世界可以被还原，可以与现实互证，这也是我对作家好奇的一个地方。下面请王海老师谈一下他对小说的看法。
　　王海：我就以上问题谈一下不同观点，贾老师就刚才讲，他不管市场，他也不去调查市场。但如果你相信这句话你就上当了。（笑）为什么？大作家无论写啥东西都有人买，可是一般作家和平民作家就要看市场。举个例子来说，记得我写的《天堂》写一个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天翻地覆的、令世界震惊的变化，变化很大，这个文章在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让大家很容易想起七八十年代的那股改革浪潮，如果不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写这类题材的文章，那么我觉得，这个文章就没有市场。还有一个例子，《城市门》是关于农民实际进城以后的生存现状的，很符合现在的某些现象，所以现在改编成电视剧了，因为这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关注的一个话题。贾老师不关注市场，你和我都要关注市场。
　　王蒙：听了王海的话，忽然让我想起了陕西的方言，有的像英语的发音。陕西的方言很有意思，“r”经常发作“er”，所以，像“日本”如果用东北口音说就是“一本”，到了陕西，那就是“二本”（大笑）。所以说，这个个人的看法就跟口音很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我在这里谈一个稿子写作的问题，有人说稿子改的遍数越多越好，我不完全赞同，举个例子，有人的作品改二十几遍，这个二十几遍改出来的东西你还敢看吗？恐怕这个作品就更不敢看了，改太多了，反而当初是灵感引起的妙笔都改没了。但是，一气呵成写出来的文章呢？好不好也不好说，但退一步讲，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起码你的初稿要一气呵成地写出来，让人看着很流畅，然后有时间再润色，再增加内容，再完善，再美化。遇见顾彬，他说莫言怎么能三个月写出一篇小说呢？在德国一个人一年最多能写一百五十字，这真是德国人（笑）。因为有其他的背景，所以写得比较急。作品要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一个作家最大的悲哀就是写出来的作品自己看着很感动，可是别人看着没感觉（笑）。巴尔扎克的脑子像个小抽屉，装着很多小说，其实是他的经验、回忆、激情，不断地流露出来。
　　贾平凹：我觉得，当作家首先要做一个正常的人，让大家好接受好交流。我同意王蒙老师的观点，有句话说，作家对读者来说都不是很满意，总是觉得读者没有领会作家的写作意图。我的作品好，可是读者都没有读出来。怎么读小说？我提到过这个问题，我的小说写实的比较多，而且写得不像传记和其他作品集。太虚假的东西，写出来没人愿意看，我后来写小说非常强调写实，写最贴近生活的。先锋小说、现代派的小说还是要写实，但是可以用其他描述手法，有些人，渲染、排比句的运用写得非常好，非常生动，非常煽情，但是一旦牵扯到人与人的关系就写不清楚，一牵涉到具体的内容就空洞了，这个就是写实的原因，作家要贴近生活、深入生活，给自己寻找素材。这个根本不能忘，任何小说都可以编，但是细节不能编，如果没有细节，即使事情是真实的，别人也会以为你是胡编乱造的。把生活写到位，写扎实了，然后你在上面怎么改那是你的能力。我大学的时候写诗歌，很狂热，有的表面上很有诗意，但是整个看起来没有诗意。要写得扎实，能用手摸到，能闻到它的气味。我们形成了很多成语。写小说是把成语还原出来，把一千个红一万个红还原出来。能准确地表达人的思想的语言，就是好语言，所谓准确地表达，就是能让大家接受。语言的断句是要符合人的呼吸节奏的。
　　谢有顺：就刚才贾平凹老师话我总结一下贾老师的观点：第一，人物要饱满，一旦饱满生命的气息就透露出来，你就能知道这个人物的所思、所想、所爱、所很。第二，细节方面。细节要真实，细节不能虚构，细节是能使一个作品落实，落地扎根的最根本的东西。贾平凹的作品生机勃勃，就在于它中有许多细节，对话、语言、用词、动作。这些是一个小说有没有实感能不能落地的原因。第三点，语言要有还原世界的能力。哲学家、历史学家的语言可能是要概括这些事情，但是文学家的语言目的让这个世界最真实、最毛茸茸的东西被还原出来，是把世界的质感还原出来。所以文学是活着的历史。贾老师提到的这三个点基本囊括了我们读小说、创作小说的关键点：人物、细节和语言。贾老师，不知道我这样概括您的话是不是正确。
　　贾平凹：你概括的比贾平凹好啊。（全场大笑）谢有顺：这样的对话最根本的是领略作家的风采。中国人讲文学强调作品后面站着一个人，通过文来了解人，永远没有人站在我面前了解的那么完整。我觉得贾老师写得最饱满的人物就是他自己，他站在这里，让我们和他交流、和他对话，最终通过这样一个个子并不高但是很饱满的这个形象更好地了解和阅读他的作品。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