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那个年代里，全国各行各业几乎都在搞大大小小的三线建设，上海的高教系统也不例外。当时明确上海工学院、科大、上师大三所地方院校也要建一个后方基地，经有关部门的规划，学校选址定在皖南歙县境内的雄村。
　　很快三所学校由各校一名副校长带队，选择了若干教师和干部到当地做筹备工作。我们在1966年4月28日离开上海，经过二天的路程到达歙县，后去屯溪指挥部报到。
　　当时办学很保密，我们办的学校在当地对外称是“青年耕读学校”，实名为“上海理工学院”，校本部设在雄村，实习基地放在“山根”、“山鸣”、“航埠头”山沟里，交通十分不便。不久就在当地开始筑公路，造房子。另一方面在沪开始“招兵买马”，于是，我就跟邓旭初（理工学院校长）跑外滩33号（市府有关部门）批设备，招技工……到1966年末，就有一批技工到当地报到，后来又调来了厂长，校办厂很快上马了。
　　山沟里办学非常艰苦，没有电，就自己搞，靠我们的教师、干部、工人人扛肩挑把柴油机安装好，解决了航埠头生产用电；为了开动机床，需要更大的动力，又在山鸣安装了400匹柴油机发电；为了解决用水，自己动手砌蓄水池，把山顶上的泉水，用毛竹中间挖空当管子引入池内，解决了用水问题。我们的同志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当时很先进的平面晶体管，面对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家心情非常喜悦。
　　三年的生活朝夕相处，团结互助，也留下了不少感动人的事：记得有位工人来报到的时候，只穿了件旧棉衣，大家觉得很奇怪，后来得知在她报到前夕，家中突发火灾，东西都烧光了，但她还是准时报到。大家听后，都为她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于是纷纷解囊，拿出自己的布票、钞票为她买了衣服和日用品，使她也很感动，很快稳定了情绪，投入到办学的行列。还有一件事，我听后十分感动。一位同志深夜突发急病，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工人们组织起来，由12名同志连夜走了二个多小时的山路，把这位同志抬到县城医院，并每天轮流值班，照顾病人。这种同志间的真情关爱，是多么可贵。
　　三年后，接到三线建设下马的指示，我又把招来的技工送走（一部分到上海柴油机厂、一部分到工业缝纫机厂），设备作了调拔处理，我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学校。
　　在那段非常历史时期，三年的工作虽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当时人们在艰苦创业中所表现的艰苦奋斗精神和人与人之间凝聚的纯真友情，于今日却也不无借鉴意义。这是我人生中一段忘不了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