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自创办，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农5大学院，15个系和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1938年被迫西迁四川乐山，开始了八年艰苦却辉煌的办学历程。

                                     文军西征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东部地区高校纷纷迁往西部抗战大后方。国立武汉大学因地处华中，在抗战初期相对安全，直到1938年初，才开始迁往四川乐山。
    在西迁过程中，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校园被借作军用，成为武汉抗战时期一个重要军事指挥中心，国共两党重要人士在珞珈山上比邻而居，精诚合作，共赴国难，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华章。武汉沦陷后，侵华日军进驻武大校园，将此弦歌传道授业之地，变为其柳营黩武之场，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武汉光复。
    1938年1月，学校派法学院院长杨端六和工学院院长、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邵逸周前往四川乐山查勘校址。1938年2月3日致函四川省政府，请求将乐山文庙等地拨为校舍。
    迁校方案获准后，开始西迁，全程水路2000多公里，交通工具紧张，分汉－宜、宜－渝、渝－叙、叙－嘉4段进行。
    7月，留在珞珈山学习的四年级学生毕业离校后，本部最后一批教职员工奔赴乐山，仅留下数人看管校产。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正式改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艰苦卓绝
    乐山时期，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物质生活最艰苦的时期。师生从中部的繁华大都市来到西部的僻远小城，“似乎忽然发现生活退回到19世纪”（武大校友、旅美作家吴鲁芹语）。
    薪金减少，物价飞涨，即使是大学教授，其薪水都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普遍地泛在脸上的红润没有了，而是一种苍白”（《大公报》语）。而莘莘学子更是连温饱都难以解决。
    由于生活、医疗条件恶劣，十多位才华横溢、学有专长的教师先后被贫病夺去了生命，而学生的死亡人数在百人以上，学校公墓也不得不一再扩大，甚至被称作“第八宿舍”（学生宿舍实际只有七座）。
    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政府的部级官员，王星拱先生一家的生活也十分困苦：住在城外的一间茅屋，除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别无长物，屋前是一小片菜地。夫人在家里种菜养猪，儿子去工厂做工，女儿到小学兼课。
    为解决生计，武大师生不得不抽出大量宝贵时间来从事各种“副业”——变卖旧物，或兼职代课，甚至摆摊设点，做小生意，藉此渡过难关。
    1939年8月19日，36架日机从汉口出发，对乐山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轰炸，把整个乐山城毁掉三分之二，商业区夷为平地。事后统计，小小乐山城死亡人数7000多人。在这次大轰炸中，武大有5位同学、2名教职员和7名教职员家属遇难。周鲠生、杨端六、叶圣陶等30余位教授的家当全部被毁，叶雅各、蒋思道等20多位教授财产大部被毁，学生中也有16人财产尽毁，66人部分损失。
    在“八•一九”大轰炸的善后抢救过程中，武大学生表现十分英勇。在敌机尚未飞走时，即组织救护队，奋不顾身地参与抢救工作，或拆卸正在燃烧的房子，或扛抬伤员和尸体，或抢救物资，或协助医疗队，从中午直到天黑，仍奔忙不止。

                                       自强不息
    乐山时期，也是武大师生自强不息、克难奋进、一心向学，全力以赴谋发展的时期。老师们辛勤教书，学生们刻苦学习，课外生活亦是丰富多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国立武汉大学“明诚弘毅”的校训精神发扬光大。
    在乐山，茶馆本是最佳休闲之地，但由于学校自习教室很少，当时茶馆几乎全被武大学生占有，三三两两，桌子上放了书本，别的茶客便不来打搅。有些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
    乐山时期，武大学生社团极其活跃，一千多人的学校，拥有各类学生社团一百六七十个。当时影响较大的社团主要有文谈社、政谈社、风雨谈社、海燕社、抗战问题研究会、岷江读书社、峨眉剧联、珞珈团契、力讯社等。很多社团以出版刊物和壁报为主要活动方式，还成立了壁报联合会，各种壁报百家争鸣，将文庙棂星门两侧的墙壁变成了“民主墙”。
    在西迁乐山的过程中及迁校之后，由于流离转徙，困难重重，并多次遭到日机轰炸和日寇抢劫，学校的图书资料与仪器设备频频受损，侥幸保存下来的也大部分收藏并转移到乡下隐蔽起来，从而使学术研究受到严重阻碍。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武大人仍然对学术孜孜以求，励精图治地发展科研。
    1940年，学校决定增加研究生名额，改善研究生的待遇，实行研究助理工作的审查；同时筹设选矿室及冶金实验室；决定恢复一度停刊的《文哲季刊》、《社会科学季刊》、《理科季刊》、《工科年刊》；修复补充科研设备，积极采购图书资料。
    1941年，学校添设文科研究所和理科研究所，原有的法科研究所内增设政治学部，工科研究所内增设电机工程学部。至此，武汉大学已拥有文、法、理、工4个研究所，下设11个学部，研究院正式成立。

                                       英才云集
    由于王星拱求贤若渴，广揽人才，并且不问出身派别，一律兼容并包，在武大营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迅速吸引并集聚起一批阵容庞大的高水平学者群。乐山八年，教授数量少则100人左右，多则近120人，无论数量质量，均在全国名列前茅，可谓大师云集，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
    1941年至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先后遴选了两批共45位“部聘教授”，其中，国立武汉大学共有杨端六、周鲠生、刘秉麟3位教授先后入围。
    乐山时期，在名师大家们精深学识之教化与高尚人格之激励下，武大学生普遍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教育，为他们今后在各自事业上的充分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校友，如美国阿波罗号登月飞船发动机的设计师黄孝宗，被誉为“中国计算机之父”的张孝祥，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总设计师欧阳予，曾任台湾经济部长、号称“台湾工业之父”的赵耀东，《汉语大字典》的常务副主编李格非，中国海洋学的奠基人之一文圣常，以及文学家李健章，翻译家孙法理，哲学家李匡武、萧萐父，历史学家严耕望，经济学家刘涤源、谭崇台、陈文蔚、刘诗白、胡代光，法学家端木正、姚梅镇，数学家张远达、路见可、王柔怀，化学家彭少逸、陈荣悌、钱保功，生物学家张致一，工程师张兴钤、俞大光、张嗣瀛、崔崑、马骥，教育家钟期荣，漫画家方成等。

                                        复员武昌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调任王星拱为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一职由周鲠生接任。1945年8月10日，武汉大学电机系的力讯社率先接收到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并迅速传布到整个乐山城。1945年9月1日，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学校成立了“国立武汉大学复校委员会”。 1946年3月20日，第一批货物启航；10月31日，已经到达珞珈山的师生在学校礼堂举行了国立武汉大学建校18周年庆祝大会暨复员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国立武汉大学不久后就实现了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理想和格局。1948年，学校6大学院21个系开始全面招生。
    武汉大学复员武昌虽已数十载，但一直都存在于乐山人民的心中。而身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武汉大学乐山时期的老校友们，也一直心系母校，情牵珞嘉两地。
    （根据《烽火西迁路——武汉大学纪念西迁乐山70周年图集》文字整理，作者：吴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