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难以忘怀70年前武汉大学西迁乐山的那段峥嵘岁月，是因为这段历史中浸透了一种永远感召我们的精神力量。我们今天的纪念，便是站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交汇处，通过追忆历史，反思当下，面向未来。
弦歌八载
武大师生的苦乐年华
1937年7月，日寇侵略中国，国土节节沦陷。次年初，武汉已岌岌可危。值此紧要关头，武汉大学决定迁至四川乐山。自古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武大师生于民族危难、山河破碎之际开始了艰难的西行之路，分批乘船溯江而上，一路栉风沐雨，几经辗转，终抵嘉州，以至八载。
漂泊流离中的武大人在乐山士绅、百姓的鼎力协助下，修文庙，葺神祠，整余房，理古寺，竭可用之地，辟堪负之房，建实验之室，造活动之堂。1938年4月29日，师生正式在乐山复课。王星拱校长求贤若渴，广延名士俊彦；学校因陋就简，严谨施教，渐呈中兴学府之气象。
从决定迁校到乐山复课，不过两月有余。其路途之迢遥，时局之逼仄，仪器设备搬迁任务之繁重，远非我们所能想见。在当时西迁南移诸名校之中，唯有武大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找准了自己的目的地且一步搬迁到位，迁徙中图书仪器设备保全得也最为完整，显示出一种超乎寻常而又基于卓识的坚韧、淡定、从容与超迈。
乐山八年，岁月蹉跎。战时供需短缺，加之地方病袭虐，奸商投机倒把，令师生备受磨难。1939年8月19日，日寇空袭乐山，顷刻之间，城内一片火海，七千余名无辜百姓丧生。武大师生也损失惨重，有十数人丧生，数名教授房屋被毁。但武大学子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敌机未走即迅速组队施援，救死扶伤，奔忙不止。目睹此景，叶圣陶先生含泪赞叹：“教育奏效，青年有为，舍己为群，何事不成！”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流亡大学，弦歌不辍。在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武大师生书写了校史上光辉而又令人荡气回肠的卷页，阐释了“明诚弘毅”的校训精神，营造了一个学术自由、教授治教的环境，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蔚为壮观的成就。学校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蒸蒸日上，与同处大后方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一道，被世人并誉为“四大名校”。
1945年8月，日寇投降。翌年10月31日，复员珞珈山的师生在校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自此结束了离乱之苦。
明诚弘毅
乐山八年的精神厚度
一所大学的百年激荡史，理应贯注着一种传统与精神。解读武汉大学在乐山办学八年中体现的大学精神，可从当时的校训来切入。
此八年，武大以“明诚弘毅”为校训。“明诚”出于《礼记•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教育就是要发掘受教者个体的“诚”，最终让“诚”自作主张。而“弘毅”出于《论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不只是拥有一技之长的人，还要弘扬正义，百折不挠，甚至要将此作为一生之责任。武汉大学在乐山所走过的路程，正是此校训精神的呈现。
一是崇尚学术，教育报国。在武大人眼里，武大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国尚存，大学传授文明的使命便不能中辍，中华民族的文脉必须承续。在最艰难的时刻，更要为国家和民族命运从长远计，保存中华民族的文明血脉和文化火种。于是，师生苦读书文，发愤图强之余不忘心忧天下；淡泊名利的教授们将偏远山城作为砥石砺金的沃壤，铸就了战时辉煌的学术殿堂。
二是自由民主，兼容并包。不同见解、不同信仰的教授皆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均可在课堂上讲授评析，学生在注重通才教育的氛围中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调整学习方向。一时间新旧文学并存，中西思潮杂处；马恩学说与三民主义竞胜，苏俄理论共英美思想争长。
三是自强不息，励精图治。生计弥艰的师生以发愤、勤勉、笃实的状态直面艰窘困厄，在潜心研习的同时，也探寻着苦乐年华中的种种乐趣，显示出艰难时世中的刚健有为。在环境稍微好转的情况下，学校就立即恢复了一度停刊的四种学术刊物，修复补充科研设备，购置图书资料，为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开展创造出力所能及的条件。武大人精于学、尚于德、志高远，坚不屈，尽于此而得昭显。
四是造福乡邦，服务社会。学术演讲，普及文化；开设工厂，传播技术；根除疤病，永绝祸患；多姿多彩的文体活动，也为乐山城引进了新文化新风尚；学校还为乐山培训专门技术人才。1942年举办了科技展览，普及大众科技知识，并表示：“中国之抗战不仅在争取最后之胜利，亦所以奠定建国之基础，故科学运动实为必要。”
回顾历史，感慨良多。乐山时期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至今仍为我们所尊崇，武汉大学今天的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就是对乐山时期校训精神的继承和延伸。走过了百年沧桑的武汉大学，理当从自身厚重的历史传承中，汲取更多智慧和教益。
本文插图从上至下依次为：1931年在街道口建立的国立武汉大学木牌坊、乐山校址文庙灵星门、20世纪90年代新址武汉大学石牌坊（仿1933年在街道口建立的国立武汉大学石牌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