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由于研究才买书的。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李何林师曾说过学生要多借书少买书，买的书一般就有一种占有欲，反正书是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结果就是看不完或不看；借的书就不同了，记着快些看完好还给人家。
　　我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周作人研究的。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负责组织全国各大学编辑一套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资料，其中的《周作人研究资料》就交给了南开大学；当时我正好从北京鲁迅博物馆进修回来，于是刘家鸣主任就把任务交给了张菊香老师和我。这是我走入周作人研究的开始。《周作人研究资料》出版以后，我又跟张菊香老师一起编写《周作人年谱》，从此就正式走入了周作人研究的领域。那时候是以北京为中心在全国各地跑资料，上海、浙江、南京的各大图书馆都是一去就十天半个月的安营扎寨，因此倍感原始资料的可贵；当时自己一狠心，就用一个多月的工资购置了一套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中的《语丝》杂志。
　　那时由于最先开始进入周作人研究，南开大学在国内外同领域很有名气。日本的周作人研究专家木山英雄教授，于1986年9月专门访问了南开大学。正是那时木山先生赠送了我一本书，就是他写的 《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在本书的扉页上木山先生写着：“张铁荣先生批正，1986年9月，木山英雄敬赠。”签名的左下角还盖了一枚刻有“几夜满”的红印章，后来到了日本我才知道，这个“几夜满”就是木山日文发音的中文汉字。
　　我是1988年9月末到日本讲学的，期末正好是新年假期，我便往东京去访问木山先生。记得那天还有尾崎文昭先生，我们在木山先生带领下，走访了鲁迅、周作人在东京生活过的地方。当时正值日本昭和天皇病故，晚上东京都因“自肃”许多高楼的灯火都不开，而木山先生并不管这些，依然很热情地款待我，令我非常感动。
　　当天就住在位于神奈川县横滨市的木山先生家里。在他家洗过澡后，我们边喝啤酒边谈周作人，他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本厚厚的中文杂志送给我。仔细一看是早已在国内绝迹的《骆驼草》和《骆驼》杂志的合订本，写着“《骆驼草附骆驼》，伊藤虎丸编，亚细亚出版社出版”，伊藤虎丸是东京女子大学的教授，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木山先生在这本刊物的扉页上写上了：“张铁荣先生惠存，一九八九年正月，木山英雄”。《骆驼草》是一套散文性质的周刊，创刊于1930年5月，共出版26期，主持人是周作人，他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编辑则是废名；而《骆驼》则是周作人、徐祖正、张定璜、沈尹默等人以“骆驼同仁”名义编辑的一册小开本杂志，于1926年7月出版。这册合订本是研究周作人的重要资料。此外，木山先生还将他翻译的周作人关于日本的文章结集送给我，这本书题名为《论日本文化》。
　　2004年木山先生的《北京苦住庵记》再版，改名为《周作人出任伪职始末》，他托人把这本新书专送给我。这部新的著作是在前书出版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特别是“文革”结束后，大量的周作人研究新资料新观点出现的基础上，重新改定并增加了“后日编”5篇文章和一个附录。后来赵京华先生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2008年9月我便收到了三联书店叶彤编辑寄来的中文版，叶彤先生在信中写道：“张老师：您好！遵木山先生嘱，奉寄《北京苦住庵记》一册，请查收。敬祈，秋安！叶彤拜9月8日”。当时真是非常感动连夜认真读书，后来参加了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的该书研讨会。
　　在日本讲学期间，我还经常去位于东京神田的神保町，那里是最著名的书店街。著名的内山书店、东方书店、鹤本书店和许多卖中文书的店铺都在那条街上，在这条街上淘书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在这里我买了1936年出版的 《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内山完造著，尤炳圻译。价格是17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20元，按说不算太贵的。
　　此外还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日本歌磨的浮世绘，再就是港台版的《周作人晚年书信一百封》、《知堂回想录》、《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抗战时期文学资料》、《中国新文学作家资料索引》、《中国新文学作品书名资料索引》等一大批书籍，为今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和周作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这就是我的有关周作人研究的书刊搜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