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教育现状引出的举国忧愤之情，是近代教育以来之未见；舆论对教育的批判之猛烈，教育围城内之人对“城”欲摧欲守的矛盾之激烈，是近代百年教育之未见。作为民族文脉的保存者，社会灵魂的拯救者，大学，因为承载着太多的理想，在世俗化的今天，因为坚持而艰难，因为妥协而沦落，于是舆论中就有一激愤说：今天的大学教育还比不上60年前。
　　60年前的大学什么样？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西南联大研究如今已成为教育和思想两界的显学。和而不同的管理制度，自由思考的学术环境，以性情相聚而探讨学术的师生关系，一个个世界级的大师，一个个世界级的毕业生。联大对中国的影响对世界的贡献，是中国现代大学百年的颠峰。实际上1949前的中国大学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在今天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十字路口，厚这个古，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一所优秀的大学除了有先进的管理理念，还要有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学生，大学的精神也正在这些人的身上体现出来。
　　理想的老师对学生的态度是善意、爱心、引导、启发，甚至相互辩论相互比赛。世界应用数学大师、清华九级入学状元林家翘在一年级选修萨本栋先生的普通物理，季终考试时，萨和同仁研究某试题的所有可能答法，等着看这个状元是否会选取最简洁漂亮的答案。结果林的答案比任何预料的答案都高明。西南联大有个学生组织的“十一学会”（十一即士），由各科教授和学生共同参与，其宗旨是：士大夫坐而论道，各抒己见。每两周聚会一次，教授报告时学生也来听，学生作报告时教授也来参加，听后互相讨论。参加的有闻一多、曾昭抡、潘光旦等名教授，学生有王瑶、季镇淮、王佐良等。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一批优秀的学生成长起来并成为日后各领域的佼佼者。历史学教授张荫麟对学生李埏说：在学问的总体上，你们青年现在不可能超过我们，但在某一点上，你们完全可以超过我们了。清华经济学系教授赵人 ，书架上还放着许多深奥的数学专著，因为他觉得，有一个好学生徐毓楠在，自己经济学知识不过比徐占先一两步，不用功很容易被徐赶平。徐毓楠是经济系研究生，后考取中英庚子赔款赴英，获剑桥大学博士。
　　理想的学生是好学、有目标、有理想、有道德，能自由思考，对权威敢质疑。联大物理系吴大猷教授回忆李振道读书时，“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病，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任何家里的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做学问的步骤，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联大42物理系级才子杨振宁与黄昆常高谈阔论。同学何兆武回忆，一次黄昆文：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鄄inality（创新）。”
　　理想的老师对待名利要淡然从容，对学生的发展和学科的发展要尽最大可能的努力。吴有训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时，协助老师康普顿教授进行光量子的研究，康普顿192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人们说，这个奖应该是康普顿———吴两人的。吴说：我只做了一个助手的工作。任职燕京大学的吴文藻先生想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学科，而要培养一个能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社会学者，他认为必须要学会人类学方法，于是1933年夏，带着得意弟子费孝通叩开了清华大学史国禄教授的家门。这个流亡在中国的俄籍优秀的人类学学者，一直很低调。为说服史国禄教授招收这个研究生，吴文藻先生先游说清华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在1933年招收人类学研究生。最终，费孝通成为唯一一个史氏在中国的及门弟子。史氏给费孝通欧洲式的学术训练，使他终生受用。
　　多年后费孝通回忆说，“在研究生期间，老师只给题目，出完了就让我自己去做。老师只在晚上散步时来研究室检查我的工作。资料都摊在桌上，他看了看，没有问题就走了。有问题就留个条，写着‘重做，错了。’也不说错在哪里。我得重新把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结果再做一次。为了找出错的原因，我开动脑筋。老师并没有给我一套现成的公式。怎样答题，怎样改错，从来就是我自己的事。久而久之，我懂得了做学问要用自己的腿走路的道理。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一生中所做的研究都离不开那时的基础。”
　　这种学术的风气，使人如沐春风。这种思想自由的追求，令人不胜神往。那种师生之间重趣味相投的扶携相行，划出的是一个大学高昂进取的精神之轨，积淀下的是一个民族青春蓬勃而理性浑厚的传统。
　　往者亦可谏，来者犹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