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汪晖抄袭”被南京大学王彬彬先生发现以后，学术界的严肃性似乎又一次得到了保障：我们连汪晖这样的人也不会放过，只要你敢于抄袭，无论你多大腕儿、无论多大成就、无论多少人出面替你辩护，也要痛打到底。在这里，“抄袭”作为一种值得大家口诛笔伐的道德劣迹，一方面可以用来对所谓学术权威进行重新考察；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再一次有契机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学术界已经糟糕到了不值得信赖的地步。
　　这些年来，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用道德批判来批判一切。无论是对于学者的不良行为还是官员的腐败，所有的错误，都在道德这个基准线上来认定；而诸如感动中国或者江北好人也是在道德这个万能的花冠上为我们的时代添加魅力。
　　所以，对汪晖的批判，说到底，是来自职业规范基础之上的一次有力的批判。而与之相关的问题则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汪晖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那种思想批判，而代之以能同时激发人们快乐与愤恨情绪的道德批判。
　　毋庸置疑，“抄袭”当然是学术生产软弱无力的一种症候。但是，在这种症候的背后，则是对于学术职业化问题的过分关注。目前中国的思想领域没有能力对中国的社会痼疾提出更好的批判方案，而干脆挥舞各种各样的道德批判的大棒，来唤起“批判效应”；越来越多的人们把剩余精力释放到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上面，努力营构这样一种文化想象：官场有权力腐败，学界有学术腐败。
　　换言之，抄袭和连同对抄袭的热情批判，都是思想生产软弱无力时刻的一种症候。在这里，我们只能批判人们遵守学术游戏规则的自律程度，而不能对学术体制中造就思想匮乏的种种顽疾进行剖析和斗争；与之相应，我们也就用“社会谴责”这种让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方式，去充当批判冒险的英雄壮举。
　　从这个层面上说，王彬彬对汪晖的“批判”，是一次可以积极显示王彬彬先生的崇高道德情操与令我们敬仰的学术自律精神的“批判”，是在这种对他人的“批判”中，让我们领悟批判者自身洁身自好品格的良机。只不过，除了这些可以不证自明的意义之外，这一次学术规范批评的含义就隐晦许多。
　　事实上，“学术规范”是一个不能不让我们心惊胆颤又欣喜不已的东西。无论是伟大的思想家还是平庸的教书匠，都能用这个东西来衡量。这仿佛是一个“标准化”的量尺，原本不能分出高下的、或者原本高下分明的思想，在这个标尺面前，都一样变成了冰冷的“论文尸体”。鲜活的思想不再是关键，关键是你有没有把“学术游戏的规则”看作是至高道德不容轻视。
　　这几年来，中国学术界标志性的成果之一，应该就是“学术规范意识”的逐步确立。这种规范的出现和确立，无形中显示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学者们日益退守到学术职业的圈子里面去了，越来越喜欢从事一些没有任何政治冒险和思想历险的学术制造活动，并且，以遵守各种学术规范为荣。
　　这种学术操作的去政治化、去危险化的行动，恰好是汪晖在其著作中不断地进行剖析和指责的行动，而恰好又是目前中国知识界最为主流、最被人喜爱的行动。
　　因此，所谓“汪晖抄袭事件”背后，是整个中国知识生产体制所养育的一种 “学者职业化”工程的结果。不去关心学术中的思想含量，而是注重学术论文的杂志级别、所获得国家奖励的等次以及个人所承担的科研项目经费的数额。从高校到科学院、从研究所到实验室，我们看到一个日益从思想生产中分离出来的职业领域：学术生产。我们开始把“学术”这种探讨社会思想生产的方式，当做是个人知识生产的目的。求学之术代替了学问之道，以术求学推翻了思想抗争。一方面，游离于高校与科学院这种体制的思想生产者，要么放弃自己一直以来的思想阵地，沦落为职业学者，要么只能穿行于公共媒介之上，牺牲话语的学理性，忙于制造各类思想话题；另一方面，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学者们，自觉地把自己所从事的知识生产活动与批判现实的思想生产活动分离，让自己的学术成果变成可以量化的“物品”，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学术”。
　　这种“学术”，说到底乃是平庸的教书匠们创造性能力缺失的必然结果。有趣的是，当对这种学术规范的服从变成一种了不起的指标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抄袭和反对抄袭，都是中国知识界平庸化境况的产物。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反思浪潮、对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深刻思考；上个世纪90年代人文主义讨论、自由经济体制的质疑和民主问题的反思等等，凸显出一种思想生产的热情澎湃。而今天中国知识界，因为学术体制的建立，学者们只能用学院派的笔法，制造各种可以博得职称、奖励或者项目的论文，人们显现深入到对于知识资本的追名逐利之间，而不再出现制造社会批判和分析现实的思想潮流。
　　曾经何时，汪晖作为中国现代性反思思潮的代言人，以一种雄辩的方式，论证中国的社会趋势和改革代价问题；而在今天，他只能作为一个学术规范体制下的“丑角”被公众重新打量。这意味着，我们对于汪晖学术性的批判，不仅掩盖了人们对于现实批判的需要，也无形中再一次塑造了一种 “思想生产贬值”的集体印象。时至今日，思想性的杂志不再是学术体制评职称和奖励的依据；如果不进行学术生产，而是进行思想批判行为，在目前中国的学术体制下，只能是一个学者的业余活动。
　　简言之，学术让思想变成了一种业余活动，变成了不务正业之后的对现实思考和对社会体制的批判。于是，抄袭成为不可原谅的原罪；而平庸则是大家可以相安无事的状况。我们的文化宽容，只允许韩寒或者周立波的不严谨，而不能容纳思想者的尖锐与刻薄。汪晖事件让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吊诡：学术轻飘飘，而思想已夜深沉。